材料一     《明史》是清代官修正史， 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编纂到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历时94年。《明史》中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整理如下

材料二   1930年，在福建长乐县城南山发现《天妃灵应之记》碑(注：天妃即妈祖)。该碑立于宣德六年(1431年)，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的情况。碑文摘要如下

材料三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

—摘编自苏纪兰《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

材料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 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 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摘编自杨文鹤《海洋与近代中国》

材料   明朝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被调往浙东抗倭。戚继光深深地感到，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若不另行组建和训练一支新军，就根本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他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他强调选的士兵要胆大，才能克敌制胜。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要求士兵。他强调，“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无不以一当百也”，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作“戚家军”。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取得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桑弘羊）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摘自汉朝桓宽《盐铁论》

材料二   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隆庆六年，郡守罗青霄……议征商税，以及贾舶……万历三年，中丞刘尧诲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于时商引俱海防官管给，每引征税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十七年中丞周案议，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经自变量有限，而愿贩者多，增到百一十引矣。其征税之规，有水饷、有陆饷、有加增饷。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