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认为：“清朝强盛时期的行政效率要高于明朝”

材料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朝野又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上奏首先强调“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后向朝廷表态自己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彼此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练兵、制器、购船诸事，是当务之急，若在因循不办，后患无穷。同时李鸿章认为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之时每年需兵费高达三百余万两，论中国目前力量，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只会“困穷颠蹶”，故“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除李鸿章外，持海防论者还包括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浙江巡抚、福建巡抚、江西巡抚、督办台湾军务钦差大臣。先任闽浙总督后转任陕甘总督平定当地民变的左宗棠上奏首先表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此皆谋国之忠，非一己私见”，只是泰西诸国其志专在通商取利，商贾计日求赢，非不得已，不敢发难，而收复新疆，是保有蒙古，保有蒙古又是拱卫京师，“不图归复乌鲁木齐，难保贼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都城附近的关隘)”。同时左宗棠指出东南海防资金可以自筹，而朝廷所欠陕甘军资粮饷累计已达三千万之巨，自己“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最后左宗棠主动向朝廷交代兵马粮草安排，并且表示“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必不出此”。

——摘编自徐志频《左宗棠与李鸿章》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口、财力和事功等各个方面都超迈汉唐规模，并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疆域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经济总量占居世界首位，人口达3.13亿，当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当时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

从乾隆中叶开始，这个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盛世已渐渐暮气四起。清朝缔造了“从来所罕有”的百年盛世，而盛世的辉煌又遮蔽了社会内部的衰变。易中天评价康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 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许伸云：其实所谓盛世只是败坏的开始。 这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已经将中国的资源挥霍净尽；清朝这一个看上去很兴旺的大帝国，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稳定地维持一个大国的声威。

——摘编整理自周武《论康乾盛世》等

材料一   早在《大清律例》制定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责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咸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雍正四年（1726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施行，清朝还在川滇黔湘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府县，把各族民众编入民户，并将无主荒地“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兴建水利工程，推广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清王朝在制定政策时讲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官”，《蒙古律例》《新疆律令》等条例的颁布突出反映了这一点。清朝在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设官建制并保留部分伯克、扎萨克制度；在青海，西藏等地实行政教结合的治理模式。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材料二   1949年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不断深化，不同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建立。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任务，即在“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建立了专门的民族委员会，完善调节民族关系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1952年，政务院制定的《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试行组织通则》详细规定了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性质、主要职能以及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制度等。

——摘编自周竞红《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建构70年》

拿破仑·波拿巴（1799-1815）与清仁宗嘉庆（1795-1820），两位同时代的统治者，其命运和历史遗产大相径庭。

材料一：四年……大学士和珅有罪，及尚书福长安俱下狱鞫（审问）讯。

九年……以搜捕三省馀匪（白莲教）净尽……

十年……御史蔡维钰疏请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得旨：一体查禁。

二十年……两广总督蒋攸铦疏陈查禁鸦片烟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

——《清史稿·仁宗本纪》

材料二：

波拿巴……及其追随者决定诉诸武力，实行雾月政变（1799年11月9日）。

1804年，……波拿巴则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姿态出现于世。拿破仑诸法典……还把一向存在的法兰西特征固定下来，这就是社会方面的资产阶级、法律方面的平等主义……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正式的、无可挽回的解体了。拿破仑……把他的德意志附庸国组成……莱茵联邦。

1812年，法兰西皇帝进入莫斯科……（法国）大军不复存在了。

1815年，……滑铁卢会战……拿破仑……被再次流放。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三：

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     

——恩格斯《德国状况》

1814年，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写道：“……看到法国人离开时还是有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四：嘉庆……较诸拿破仑大起大落的生涯，可谓运气极好。但他们在东西两半球留下的历史遗产呢？恰好相反。……嘉庆帝的统治，却使富甲全球的中国，“内囊里将尽”……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材料   施琅，福建晋江人，明朝末年，他从军剿匪，威名远扬。明朝灭亡后，追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参与剿灭广东抗清义军。后又追随郑成功与清军作战，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将领，后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父子兄侄被杀戮而再次降清。

1662年，施琅被康熙皇帝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1664年和1665年，他曾两次率领福建水师攻打台湾，均因风大浪高、准备不足而失利。施琅在给康熙的上疏中认为，台湾问题要早日解决，否则，台湾长期与大陆分离，文化教育不同，会引起最终分裂。他一直专心研究对台海战战法，故对台湾情况和收复台湾的策略非常熟悉。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在澎湖一战大败郑军，施琅对被俘郑军兵将优礼相待。通过政治争取，郑克塽奉表纳降，因与郑家有深仇，有人担心他战胜后会进行报复，但他说：“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台湾统一后，朝廷内部关于台湾的弃守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李光地认为台湾孤悬海外，要之无益。施琅听到十分生气，慷慨陈词，痛斥“弃地论”，在《恭陈台湾去留疏》中，详细论述了台湾的物产、地理位置及地理形势，认为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是东南沿海的屏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康熙采纳其言，在台湾设府驻兵，统一治理。从此台湾完全归于中央政府统一有效的管辖之下。

——摘编自左振宇《统一方略——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启示录》

材料一   泉州市处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的北岸，有“三湾十二支港”之称。古代泉州港经过历代对内河航道的大规模整治，到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畅通的交通网，拥有了极广阔的经济腹地。泉州自古以来就广泛种植水稻、甘蔗、茶叶、桑麻、水果等亚热带作物，这就为泉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成为支撑泉州乃至福建经济的重要产业。在海外市场需求扩大的刺激下，泉州的制瓷业呈现出专门供应外销的特点。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窑工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如大量使用当时先进的“支圈覆烧法”等，以适应外销要求。受海外贸易浪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劳作模式在海外贸易的厚利诱惑下不得不改弦更张。繁华的泉州港吸引大量外国人来这里经商、定居，当时世界的几大宗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相继传入。

——摘编自刘新慧《海外贸易与宋元泉州社会》

材料二   从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由盛转衰。明清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海上贸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宋元时期的合法海上贸易活动变为非法，闽南地区的走私和海盗活动一度十分猖獗。1567年“隆庆开海”，闽南地区的贸易中心转向曾经边缘化的漳州，清代之后转向厦门。泉州港辉煌的时代就此结束，而继之而起的漳州和厦门至今也未能达到泉州曾到达到过的高度。

——摘编自朱嘉仑《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起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