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材料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掀起了维新运动，并主导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革新运动。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举起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大旗，开展了以暴力方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发动了辛亥革命。

—摘编自刘奎杰、王公伟《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回顾与分析》

材料   庚子事变后，中国思想界有人提出了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认为，必先有新民，然后才能建立新政治。革命党人则强调国民政治初建，只能粗具规模，不赞成先造就国民资格，然后一举建立完备的国民政治的“新民说”。新民与新政府的争论很快就为革命与立宪之争所取代。立宪派认为“起事者为盗贼”的“下等社会之革命”只能实现政权更迭，不能实现制度革新，只有“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的“中等社会之革命”才能实现制度革新。革命派认为，必须以民族革命去除满人的贵族特权，才能建立国民政治，实现国民权利平等。

民国建立后，立宪派强调人民主权说于学理不通，也不适合中国当前之需，且易生流弊；革命党人则将主权在民看作共和政治的本质特征。思想界围绕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发生的争论持续发酵。

——摘编自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

材料   王宠惠，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曾留学欧美，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考取英国律师资格。1901年，他在日本东京，与沈翔云、秦力山等创办《国民报》，鼓吹革命。1904年，孙中山抵纽约，约往密商革命及发表对外宣言。他加入同盟会，筹集革命费用，介绍同志入会。民国元年（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唐绍仪内阁成立，转任司法总长。他因反对袁世凯政策，与其他阁员同时解职。孙中山在沪设立铁路总公司，其被聘为顾问。民国五年，军务院成立，王宠惠被任为外交副使，从事讨袁运动。九年，任大理院院长。十年，任华盛顿会议之中国代表，后又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十一年，署理国务总理，组织“好人政府”，后被迫下台。十二年，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十三年，任孙宝琦内阁之司法总长。十四年，任修订法律馆总裁。

——摘编自贾逸君《民国名人传》

材料   表为张海鹏教授对晚清时期的阶段划分及其特征的概括。

时代与个人

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入侵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启动早期现代化进程。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在本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近代留学生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据李喜所《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