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6年清廷启动预备立宪时，对如何“预备”并无规划。磕磕绊绊两年后，清廷才公布了《宪政筹备九年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分年列示了1908—1916年预备立宪的应办事宜，堪称预备立宪的“顶层设计”。然而这一设计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预备事项中有20%属于一般行政事务，与宪政建设毫无关系。且在《清单》公布后不久，清廷又谕令各部院制定本机构的九年清单。于是，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修订法律馆等纷纷出台各自的九年筹备清单。其中一些部院的清单，如农工商部的共列128项，无一项与宪政有关。

——摘编自彭剑《清末新政能实现君主立宪吗？》

材料二   清末新政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但是由于清廷积弊太深，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新政”到处要钱，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有，几乎无物不捐”“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加之西方列强的肆意掠夺及自然灾害频发，农村经济凋敝，社会的下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因而激发了遍布全国的会党起事和民变。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了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他还以广东为中心，在广西、云南的边境地带连续发动了几次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张立胜《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