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战场实际上分为两个相互独立，同时在战略上相互支撑的战场。这种格局贯穿于战争始终，是中国抗日战场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得以保持完整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抗日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的结果。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战场才能在自身贫弱、外援不足的情况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战略性的贡献，使反法西斯盟国世界战略能在中国战场的牵制下得以完成。

——摘编自韩永利《浅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

材料二   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多次大规模作战，吸引并杀伤大量日军，敌后战场的开辟将是艰难的；同样，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对日、伪军的有力牵制、打击，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有些战役失败得也将更惨。……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作用是明显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也是明显的。

——摘编自曲青山《在抗战纪念活动中需把握好的几个重大问题》

材料一   1933年，约30万件故宫文物由北平被运往上海，1936年12月，又从上海被迁至南京。1937年8月，故宫文物分三路紧急西迁，经过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省，辗转万里，于1939年到达贵州、四川等地，并妥善保存到抗战胜利。

——摘编自段勇《国宝大迁徙：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战》

材料二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和研究所的迁建工作。1938年初，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不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使之不致断裂，而且在教学规模和教育制度上也有所扩充和创新，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摘编自宫炳成《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高校的内迁》

材料三   1938年，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源源不断的人员流入宜昌，向四川搬迁的各种大型设备、军工物资、文物等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有走长江。更为严峻的是，自10月下旬起，长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可供较大轮船航行。在这紧要关头，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调集公司的资金、船只和人员，在短短40天内，运送了人员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之后，西南地区很快建立起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摘编自李立群《卢作孚与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