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发展与进步的机遇。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对民主作了阐述，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人人做人，人人做自己的主人，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都成为这个目标的工具，这就是民主。”二十世纪的政治真理，只有自由自主的人民，才能创造自由自主的国家；只有人民有力量，国家才有力量。……非先实行民主决无从实现统一。

——根据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46年1月，全国人民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通过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全面内战爆发后十多天，在云南昆明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的惨案，民盟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这以后，国民党更步步紧逼，加紧对民盟的迫害……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张澜、罗隆基等在上海被软禁。……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举行，这次中央全会是民盟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民盟公开抛弃中间路线的幻想，同国民党当局决裂，同共产党全面合作。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先后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   陈翰笙（1897—2004）在苏联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期间，曾与苏联、匈牙利等国经济学者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展开论辩。这些外国学者机械使用马列理论，否认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陈翰笙与其进行了激烈争论，但缺乏有力的辩驳证据，遂决定“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回国之后，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陈翰笙组织一批学者先后在营口、大连、长春、无锡、保定及广东岭南等地展开农村调查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农村派”。

中国农村派认为：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性生产方式是并存的，但封建残余占优势；中国农民的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生产，而是贫困导致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未占优势，半封建的小农经营仍是农业经营的支配形态，阻碍着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半封建性有维持作用。

——摘编自李金铮《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等

材料   1948年10月27日，东北局常委会组成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陈云正式主政沈阳城。陈云认识到没有社会的稳定，城市工作无法开展，只有社会稳定了，人心安定了，城市才会运转起来。当时影响沈阳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民党旧政府的机构、财产物资及人员的接收与处理问题。陈云在主政沈阳的第二天，即1948年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对接收方法和要注意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突出表现在接收原则上：“自上而下，按照系统，统一接收，一切财产、物资、人员、文件均原封不动，先接收，后分配，约法八章”等。沈阳的接管工作就是在这几条原则下开展的。

军事管制委员会平稳地接收了原城市机构及财产。陈云的这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城市接管原则，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推而广之。

——摘编自姜敏等《陈云主政沈阳时期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不断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走向统一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历史实践中创造积累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必然趋势，是数千年中华制度文明不断巩固发展的结果。秦汉至明清是统一性制度建设的发展与成热时期。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相继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各种措施，将战国以来各自为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规范划一，奠定了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延续不断的制度建设，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本保障。

——摘编自卜宪群《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特点与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摘编自1923年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材料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摘编自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   陈赓，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人，自幼受军人出身的祖父熏陶，立下“富国强兵”志向。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了两次东征战役，以其特有的机智勇敢出色完成了任务。1927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在中共中央特科主持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奔赴山西战场抗击日军，参与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他巧妙地利用日军侵入中国初期骄横麻痹的弱点，采取夜袭、伏击、麻雀战等战术手段有效地打击敌人。1940年1月，率部赴太岳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转战同蒲、白晋两线，采取“釜底抽薪”“敌进我进”的战法，粉碎了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巩固了太岳根据地。

1947年8月，率领太岳兵团，挺进豫西，组建了豫陕鄂军区和行政公署，同挺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和进至豫皖苏的陈（毅）粟（裕）大军在中原地区形成“品”字形部署，互相策应，引起全国战局的根本变化。1948年以后，参与指挥了淮海、渡江等战役，取得巨大战果。进入战略追歼阶段后，指挥第四兵团配合友邻部队进行广东、广西、滇南3次大围歼战，解放了3省广大地区。

1950年11月从越南前线回国后，又奔赴朝鲜战场，协助彭德怀主持作战指挥，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1952年7月奉毛泽东之命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1954年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与军事科学研究。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7年代理总参谋长职务。1958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摘编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