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末，霍华德设想的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四周被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居民经常就近得到新鲜农产品的供应。……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使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法国建筑师加尼埃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出发，把“工业城市”的要素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划分。从18世纪开始，法国里昂逐渐成为工业城市，20世纪30年代以后，里昂郊区的卫星城镇大规模发展，逐渐与市区连为一体。里昂老城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与艺术中心，城市生活居住区沿罗讷河和索恩河呈南北长条形而建，疗养及医疗中心位于北边上坡的向阳面，东部是广袤的田野。工业区分布在市郊，南部是大型核电站，保障城市的能源供应，东南部是汽车工业基地。备区间均有绿化带隔离。里昂作为交通枢纽，是欧洲物流的主要仓储和中转基地，火车站设于工业区附近，城市设快速干道和供飞机起飞的实验性场地。

——摘编自《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材料二   1949—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从12.5%提高到17.9%，平均年增长0.2%，这种缓慢的城市化主要是严格的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人口迁移流动。80年代起，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伴随乡镇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农转移就业模式产生了“人口就地城镇化模式”。9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诸多地区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渐转变为负值，这些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迁移流动人口的贡献。大量外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摘编自《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罗斯福上台时，美国金融系统已几乎完全瘫痪。1933年3月6日，罗斯福援引“对敌通商法”，宣布银行休假四天，并禁止支付和出口黄金。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该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1932年美国政府创办的金融机构）购买银行偏好的股票，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借款给非联储成员银行的州属银行。6月，《1933年银行法》签署，它加强了联邦储备局对其成员的监控力度；授权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使其能够为成员银行制订最高利率。1934年，又通过《证券交易所法》，明确了政府对交易所的管制，防止弄虚作假。

——摘编自李世安《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金融改革及影响》

材料二   改革前中国金融体制表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金融体制。1979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建立或恢复。四大银行各司其职，初步形成了一个专业银行体系。此后，国家先后又制定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和《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制法规。这些金融法规的制定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保证，使得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对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林毅夫等《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

材料一   西汉武帝元光年间，“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纱”。随后武帝又征发万余人，首创地面凿井，使井下渠道相通的办法，引洛水至商颜（今陕西大荔县北），连成一条长约10里的井渠 — —龙首渠。当时在关中地区还修成灵轵渠、成国渠和湋渠等水利设施。公元前119年“以昆明有滇池，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并经揭水陂引昆明池水进长安，用以改善城市用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原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6条较小的支渠，以利于郑国渠附近高地农田的灌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凿引泾水与渭水相连，修成白渠，全长200里，可灌溉农田4500顷。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959年，中科院、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研究工作会议”，确定南水北调指导方针是：“蓄调兼施，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南北两利，以有济无，以多补少，使水尽其用，地尽其利。”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 “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经过长时期的论证和准备，成立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调了各部委、沿线各省市等力量。至2020年6月，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输水300亿立方米，沿线6000万人口受益，京津冀地区人民生活饮水质量明显提高。华北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状况得以缓解，水资源环境得到初步改善。

——摘编自《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