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材料一   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识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概括为两项，言简意赅：“秦灭六国为吾国政治史上空前之巨变。政制则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第二项之中，实还包含有另一要项，即赵翼在《廿二史记》借“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所申述的由“世侯世卿”，改为中央政府任免的“流官制”。

——摘编自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

材料二   在西周的存续期间，对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采取了有效的统治政策。如对西部管理贯穿西周统治始终，早在周文王的时候，通过“伐犬戎”“克密”“伐崇”基本扫除了西部的不稳定因素，并通过分封将这些地区纳入西周的统一之下。汉初在政治体制上部分地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但面对当时形势，又不得不重拾分封制。回顾汉初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从公元前202年汉朝初立到公元前154年平定“七国之乱”，汉王朝一直为分封制所困扰，正如当代文学家吕思勉说：“封建者，过时之制也。汉初用之，虽一收夹辅之效，然其势终不可以复行。”

——摘编自尚绪芝《西周、汉初分封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