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中国在冷战中的“随机应变”时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他把自己看做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做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国似乎微弱之时，他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并且说：“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核心国家以及恢复他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