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   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在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后，随即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初步确立日本近代土地私有制度。随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以及“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封建贡租制已无法满足形势需要，加之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促使政府决心改革地税。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法，其要点是：废除封建实物地租，核定地价，按地价统一缴纳现金；纳税者由过去土地的实际耕种者改为土地所有者，根据“一地一主”原则缴税，无法完纳者，村集体不再负“连带责任”。1881年，全国范围内的地税改革基本结束，日本建立起稳定统一的近代税收体制。但改革维护寄生地主利益，未承认佃农权利，佃农在农村只靠农业无法生活，有的便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

——摘编自吴廷璆《日本史》等

材料   世兵制又称军户制，通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各地军阀为确保获得足够兵源，相继推行军民异籍之制。三国时期，普遍将户口分为普通户、屯田户和军户三类。军户由军队或州郡管理，父死子继，世代为国家服兵役，无法脱籍，致使军户地位不断下降。其身份甚至与奴仆罪犯相近，导致军队士气和战斗力极为低下。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最终激起埋葬北魏王朝的“六镇起义”。北魏后期，世兵制已难以为继，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创立府兵制。以开府为基层组织，称为府兵。府兵编入军籍，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制在发展过程中打破胡汉分治的界线，不断扩大征兵对象，吸纳汉人，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有效防止将帅擅权。

——摘编自袁琮蕊《《花木兰>背后的军事制度沿革：从世兵制到府兵制》

材料   咸同之际（1850——1875），是晚清财政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关税所入仅存虚名”，中央政府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起初被动默许地方自行筹措军饷，后来却主动督促各地督抚“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晚清政府也曾试图将下放的财权收归中央，却使得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展，终使财权下移之局呈不可逆转之势。各种洋务企业的开办，地方掌握和控制了新的财源一官业盈利，随着洋务局所的增加，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地方事权的扩展成为财权下移的一股推动力量。此外，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财权的下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蔡国斌《咸同变局与晚清财权下移》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