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把天下富商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到了公元637年，唐太宗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一年纳利息4.8万钱，置本收息以充京官棒料，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唐太宗还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任期只有两年。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再降到60%、50%，货款金额也有降低，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后世学界对这个制度争议很大。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使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货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惩，贫户则受其弊”。

——摘选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   南宋初建，“大河之南，连亘数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胜计”，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民，非朝夕可还。高宗被金军追击，又遇叛将乱民之变，只能组织军队抵抗。绍兴三年，军费开支与中央行政费用每年至少达到七千余万缗，而各州郡又往往将上供钱物擅自“便宜截用”，在皇帝行宫附近甚至要派尚书户部的主要官员去调发军食。为此，高宗推行了经总制钱、月桩钱等措施。经总制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增税收，二是将原来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收归中央。世忠驻军建康（今南京），宰相吕颐浩等令江东漕臣每月桩积钱士万缗起发供军。后来浙江、湖南等路都有月桩钱。南宋罢兵后，月桩钱继续保留，只是略做削减而已。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等

材料一   齐桓公向管仲征询治理乡村的方法。管仲提出按土地肥瘠征收赋税，则百姓不会随意迁移；山泽依时令开放，则百姓不会随意侵用；土地均平，则百姓不会怨怼；不侵农时，则百姓富足；祭祀不夺牲畜，则牛羊增多。

——摘译自《国语·齐语》

材料二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桓公说：“那么，我依靠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摘译自《管子·海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