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材料   北宋中期，“三冗”“两积”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仁宗皇帝的急切催促下，范仲淹等人拟定的改革方案很快颁布施行，即庆历新政。范仲淹等人在改革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等十项措施，前五项措施主要是针对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从教育培养到科举选拔，从考核升迁到整治贪腐，从推荐有才能的人到平均公田养廉，后三条重点是促进农业生产，颁布一套考核官员、奖励农民的配套制度。关于精贡举这一项，范仲淹提出地方一级考试，不用把考生的姓名密封起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方便考官知道考生是谁，从而对他以往的履历、能力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范仲淹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庆历新政历时一年多，政令接二连三的颁布，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范仲淹改革的关键点是靠人治来推行，想靠几位贤明的君主，仁人志士来革除社会弊病。庆历五年初，范仲淹等人被相继排挤出中央政府，新政宣告夭折。

——摘编自王娜《关于庆历新政失败原因再探析》

材料   在帝国不断的扩张过程中，由波斯贵族组成的原有统治机构已经不能适应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政治上被征服民族时时企图恢复独立，乃至国王任命的地方大员也往往谋求割据。经济上波斯帝国的西亚和埃及是经济发达中心，而伊朗和中亚地区还处于奴隶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帝国形势基本安定之后，大流士着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流士把全国划分为大约20个省，每省置总督一人处理一省的行政事务，设将军一人，统领一省驻军，另设专司征收各省贡赋。总督、将军、司税大员三权分立，各自对国王负责。国王还经常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行，被希腊人称为“王的耳朵”。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作用，制定一系列的严刑峻法。针对波斯帝国的疆域十分广阔，货币和度量衡混乱的现实，大流士一边下令修筑了许多新的驿道，一边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的特权，省区总督只许铸造银币。

——摘自谢玉珊、徐虎《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

7 . 材料   明代江南田赋繁重，农民大批逃亡，赋税拖欠。明宣宗派周忱以江南巡抚身份调查处理税粮积欠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军船给之官，民则僦（租赁）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他与漕运总督陈碹议定，改由民运至淮安或瓜州交兑，再则漕军接运至通州。运输要加耗，“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对此，他创“平米法”，不分大户、小户，均按正米及耗米合计。后来，他对原来税重的地方征收金花银，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他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辅助措施。在他去职后，江南人民怀念他的政绩，给他建造生祠，他的改革还为明朝中后期赋役改革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周志斌《明代周忱苏松赋役改革述略》

材料   西魏建立后，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宇文泰大力改革，采用苏绰的建议，颁布“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诏书和一系列新制。政治上，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儒家道德规范。打出复古旗号，按照《周礼》官名更改官制，颁布文告模仿《尚书》文体，以标榜承袭中原正统，争取汉人支持。用人则唯贤是举，不限荫资。军事上，为适应鲜卑等族军人的心理，采用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建立以六镇军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的府兵制。官兵之间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劝课农桑，恢复均田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   道光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奏折中说：“内地商贾航海贸易挈本以行搬运制钱，既苦脚费不赀金银出洋，又恐干例禁”。道咸之际“（各省）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直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解部之款，日少一日”，中央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为数尚巨”。咸丰三年二月，清文宗奕詝采纳左都御使花沙纳票钞“行虚”的建议，由户部草拟试办银票章程请旨准行。然未总结历代封建政府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咸丰三年七、八月，京城行银票“市廛观望”，一些商人“相约”抵制，纷纷歇业。宝钞的推行，也使京城一片恐慌。“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是名为搭收钞票，实则仍概征银。……似此诡词巧取，直以国家正供，恣意侵渔、蠡国害民莫此为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清穆宗载淳正式谕令“将直隶、山东、四川、河南等省应征地丁、旗租及各关税课全行停止钞票，改收实银”，历时九年多的票钞便寿终正寝了。

——摘编自文廷海《论清代咸丰间“票钞”改革及其失败》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