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魏晋“八议”制度源于周朝的“八辟”制度，秦时因法家学说占主导而被废除，西汉时被再次采用。曹魏时，陈群等人将“八议”制度首次写进法典，后为各朝律法所沿用。据记载，魏晋时期，“八议”导致“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北史》中也有北魏大臣获得“八议”特权而骄横的记载。如权贵杜恕虽犯法但因其父杜畿曾经“受诏作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逼风没”，只是被免为庶人，贬谪到章武郡。魏晋时期，“诏教与东阳王教同人八议，永受复除”，诸如此类皇帝授予宗亲和大臣“八议”之权的例子也十分常见。魏晋虽然在律法中规定了“八议”，但多语焉不详，法律多为具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对“八议”适用的范围有所限制，才对“八议”的适用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张潇《浅柝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材料   中国科学院，是依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而建立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这是新中国宏观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初模式，但也为后来行政管理与科研创新不能兼顾的窘境埋下了伏笔。1953年，新中国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中国科学院强烈呼吁设立专职机构管理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1954年，国家机构调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承担科技管理的职能。1956年5月，国家增设国家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家的技术管理工作。1957年5月，设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研究管理工作。1958年10月，国家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组建了科学技术委员会，此机构囊括了科学研究与技术管理的方方面面，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钱斌《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

材料   90年代末，为缓解国企改革带来的失业危机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下滑，房地产行业被作为拉动消费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由于非国企职工人数已超过国企职工，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已无法覆盖这一人群。1998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拉开了住房改革的序幕。《通知》明确指出"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随着历史积压住房需求的集中爆发，1998-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由3614亿元增至10154亿元，人均住房面积由18.7平米增至25.3平米。

——摘编自《居者有其屋；回顾1998年住房改革》

材料   道光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奏折中说：“内地商贾航海贸易挈本以行搬运制钱，既苦脚费不赀金银出洋，又恐干例禁”。道咸之际“（各省）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直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解部之款，日少一日”，中央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为数尚巨”。咸丰三年二月，清文宗奕詝采纳左都御使花沙纳票钞“行虚”的建议，由户部草拟试办银票章程请旨准行。然未总结历代封建政府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咸丰三年七、八月，京城行银票“市廛观望”，一些商人“相约”抵制，纷纷歇业。宝钞的推行，也使京城一片恐慌。“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是名为搭收钞票，实则仍概征银。……似此诡词巧取，直以国家正供，恣意侵渔、蠡国害民莫此为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清穆宗载淳正式谕令“将直隶、山东、四川、河南等省应征地丁、旗租及各关税课全行停止钞票，改收实银”，历时九年多的票钞便寿终正寝了。

——摘编自文廷海《论清代咸丰间“票钞”改革及其失败》

材料   唐玄宗即位之初，在姚崇、宋景等贤相的辅佐下，针对当时的弊政，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贷。将唐初的地方十道，改成比较固定的行政机构，为了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先后在边境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的设置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宗教上：为了稳定统治，玄宗下令淘汰僧尼，勒令两成僧尼还俗。玄宗还下令禁建新寺、禁铸佛像和抄写佛经等。税制上：封户的租庸调由政府统一征用，封家在京城或者州治领取，不得向封户强索或放高利贷，减轻了封户的负担。军事上：改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为雇佣兵制等。

——摘编自徐达为《论唐玄宗的改革》

材料   隋朝代周之后，文帝命高颎、杨素等主持修订新律，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新律废除历代枭首、轘裂（车裂）等酷刑，除谋叛以上罪外一概不用灭族之刑。废除前代审讯酷法，责打不得超过200大板，枷杖大小也都有规定。民有枉屈，可依次上告，直至朝廷。开皇三年（583年），再次修订，删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1000多条，仅留500条。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开皇律》。实施三年后，文帝下令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官员，“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同时，废除妻、儿连坐之法。开皇十二年（592年）下诏，各州死罪囚，“悉移大理（寺）案覆”。开皇十五年（595年）又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后决。”文帝在朝廷上曾于律外杀戮官员，还允许长官对下属“于律外斟酌决杖”。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