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方言众多，在全国或全省的会议上，听众常常听不懂那些用差别很大的方言所作的报告。同时，社会上存在大量文盲。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但在识字运动中很快暴露出传统繁体汉字的“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栓排）问题。因此文字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最重大的运动之一，文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新中国文字改革过程中.存在学术问题政治化处理的错误做法。有一些人因对文字改革的激烈批评，而被错误地当作反对政治改革被划为右派遭受了迫害。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滋长了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文字改革中导致有的问题考虑不周，尤其是简化汉字方面，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

——摘编自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

材料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对官制进行改革，将门下省所隶城门等五局转隶殿内省，废去了门下省的散骑常侍等官，同时增置了给事郎四员，使其成为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国家机关。炀帝还罢废了一些可有可无的职官，如三师、特进等。炀帝省并119郡，较之文帝时州郡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多。炀帝还于大业八年颁布诏书，规定“自今以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并明文规定“魏、周官不得为荫。”周齐用人尚武、尚贵戚，所以隋文帝提出“武力之子，俱可学文”。炀帝因此大兴文教，恢复国子监，增加学生员数，扩大秘书省的官员编制，重视编撰图书典籍。为了彻底改变官吏队伍的构成，他创立科举制，开辟用人新途径。清人王夫之认为，“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

——摘编自吴洪琳《评隋炀帝官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