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迁都平城后，北魏控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生活方式开始由游牧与军事掠夺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与军事掠夺为辅的混合型经济，与之相随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由千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平城时代的北魏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田租户调收入骤增。北魏财政收入由前期的以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高牧狩猎为主要财力来源的模式转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以军费为主转为以军费和官俸为主。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了新的财政体制，出现了度支这样的专职财政机构，也使得国家财政首次超过皇室财政而居财政体系的主导地位。这是北魏中期国家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财政体制方面最为明显的体现，并以太和十六年（492年）的"改创百官"的举措确定下来。随着北魏财政体制的渐趋南朝化与行政管理机构的逐渐完善，财政支出迅猛增加，导致国库虚竭。为解决"国用不足"的困境，北魏政权在后期提前征收租调，这一做法更使财政收入后继乏力。
——摘编自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政府建立新财政体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北魏政府建立的新财政体制。
材料 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份地不足，但仍然保留着重分土地来承担国家赋税的习惯。改革后土地重分的周期有所变化，有些公社改革后就没有重分过土地，有些村社的土地重分的周期也变为24年之久。改革后，农民虽然获得了“自由”，分家的农户也越来越多。但为了耕种需要赎买土地，这样本来就很贫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本来就不充足的土地，公共资源也不断减少。一些村民为了生存，只好把自己家仅有的土地出租，外出打工。农奴制改革后农民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得到了解放，可以说改革后村社是国家管理地方基层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陈丽娟、程广通《浅议1861年俄国村社职能的变化》
(1)根据材料，概括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公社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发生变化的作用及局限。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礼宾工作上呈现出大规模、高规格、超隆重的特点。以迎送仪式为例,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沿途20万民众夹道欢迎。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礼宾礼仪进行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有:简化仪式,除特殊情况外,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国家领导人出访、离京不再举行迎送仪式;国宴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分餐制,同时创制中西合璧的菜品,更好地照顾外宾的就餐需求;外事活动的着装上,从以前清一色的中山装向西服转变,并逐渐形成按场合着装的意识,在遵循国际着装规范的前提下,穿着包含中国传统民族元素的礼服,既弘扬了中华文化,也通过服饰构建了大国身份。
——摘编自周加李《中国外交礼宾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礼宾礼仪改革的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礼宾礼仪改革的特点,简析其意义。
4 . 材料 唐代天文观测的主要内容是“星辰之变”（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天象）。其中日月交食被认为预示着帝王统治的危机，这一观念在当时备受瞩目。唐初，天文观测由太史局负责。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将天文机构改为独立建制，命名为司天台，并设置了春夏秋冬中官正、副各5人，掌司四时，按照时间和方位的特定对应关系来划分职责（如下表所示）。司天台官员不仅要密切观测天象变化，还要及时将观测结果进行“密封”后奏报帝王。对天文机构的改革凸显了司天台观察天文的特别职能，对于提高天文观测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对当时的政治管理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官职 | 主要职责 |
| 春夏秋冬官（正、副） | 分别从事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和星空东南西北四方区域的天文灾异的观测，记录 |
| 中官（正，副） | 负责季夏（农历六月）和星空中央地带（即天顶附近星区）的天象观测 |
——摘编自赵贞《唐代的天文观测与奏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朝廷重视天文观测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肃宗改革天文机构的作用。
5 .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近30年来军队的主战武器、训练方式没有大的变化。1977年中央军委决定，统一全军上下的思想，明确教育训练的地位，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全军在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对编制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为适应多兵种合成训练需要，1989年全军颁发新军事训练大纲，首次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步骤进行统一和规范，建立了现代条件下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和战役四个层次有机衔接的训练体系，实现了我军由注重单一兵种训练向注重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需要，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专家教授深入部队演兵场开展全军高科技知识教育和军事理论创新。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应自觉地主动地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全军和武警部队在着力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的同时，加强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摘编自《解放军报》2008年10月21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7年以来我国军队训练战略的重大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1977年以来我国军队改革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官吏俸禄制度的基本特征，并简要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俸禄变化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唐代天文观测的主要内容是"星辰之变"（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天象）。其中日月交食被认为预示着帝王统治的危机，这一观念在当时备受瞩目。唐初，天文观测由太史局负责。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将天文机构改为独立建制，命名为司天台，并设置了春夏秋冬中官正、副各5人，掌司四时，按照时间和方位的特定对应关系来划分职责（如下表所示）。司天台官员不仅要密切观测天象变化，还要及时将观测结果进行"密封"后奏报帝王。对天文机构的改革凸显了司天台观察天文的特别职能，对于提高天文观测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对当时的政治管理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摘编自赵贞《唐代的天文观测与奉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朝廷重视天文观测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肃宗改革天文机构的作用。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目标，加大空军、海军建设力度，短短十年就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陆海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军队总员额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50万余人，缩减到50年代末的249万人；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50年的41.1%下降到1959年的10.5%.军区体制由四级改为三级，减少领导指挥层级，逐步由横窄纵长的垂直树状体制向横宽纵短的扁平化体制转变。1955年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军官军衔共分为4等14级。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军队领导管理指挥体制的基础和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框架，完成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郭志刚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的主要历史经验》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军事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从1980年开始，以“消肿”为突破口，军队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将11个大军区缩减为7个大军区，军队裁员100万，走上了质量建军之路。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以打赢现代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并先后两次共裁员70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担任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成立了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改为15个职能部门，7大战区调整为5大战区，组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2016年，调整改善军种比例，改革部队编成，原有18个集团军重组为13个；同时，在后勤等领域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制度。此轮改革，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摘编自彭云《人民军队在改革强军中迈进新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事体制变革的背景及意义。
材料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杨炎税制”的精神实质为历代仿行不替，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行的“方田均税法”、明代张居正施行的“一条鞭法”、清朝康熙时推行的“摊丁入亩”法，都不过是杨炎税制的翻版。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杨炎税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简析杨炎税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咸同之际（1850——1875），是晚清财政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关税所入仅存虚名”，中央政府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起初被动默许地方自行筹措军饷，后来却主动督促各地督抚“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晚清政府也曾试图将下放的财权收归中央，却使得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展，终使财权下移之局呈不可逆转之势。各种洋务企业的开办，地方掌握和控制了新的财源一官业盈利，随着洋务局所的增加，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地方事权的扩展成为财权下移的一股推动力量。此外，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财权的下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蔡国斌《咸同变局与晚清财权下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同时期中央财权下移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咸同时期中央财权下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