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先后击败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统一辽西鲜卑部，又先后击败来犯的高句丽和后赵政权。公元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承认东晋的宗主国地位，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开始推行改革。永嘉以来，中原离乱，慕容皝大量收罗汉族流民，“躬巡郡县，劝课农桑”，并下诏“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其次改其父慕容庖时为流人所设侨郡为侨县，官员仍选任汉官，但由其任免。慕容皝在龙城设“东庠”，命“儒学该通”的平原人刘赞为祭酒，招贵族子弟和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慕容皝著《太上章》《典诚》作为教材，甚至亲临讲授，所教子弟多达千余人。同时还“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对未通过考核及“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
——摘编自陈鹏《论十六国时期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及民族交融》
（1）根据材料，概括慕容皝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慕容皝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 汉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优待重用老臣，封陈平和周勃分别为左右丞相，大力安抚刘氏宗室、诸侯，使他们承认文帝的统治，把自己亲信安插在中央要害部门，这样就协调了三部分人的关系，从而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文帝非常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如肉刑、株连刑等“不正之法”。此外，文帝继续“与民休息”，田租从“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再到“除田之租税”，徭役也减为“三年而一事”。汉文帝还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很快就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隆盛局面。针对南越、匈奴等边境少数民族问题，汉文帝与南越谋求和平，使其在不改变其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设置属国，接受汉朝统治；而对匈奴则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一方面积极和亲，另一方面加强防守，令匈奴无隙可乘。
——摘编自艾声《汉文帝与“文景之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文帝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文帝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起初英国的税收是由包税人收取的。1683年，包税制被取消。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1713年后大多数税都是通过政府雇员征收的。1714年，财政部又发展为财政委员会，负责监督向国库输送收入，从而实现了财政的国有化，建立起了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的雏形。
1782年形成了经济改革法案，把原先属于国王私人的财产重新界定为公共财产。1785年，税收管理重组为两个办公室，海关和税收事务委员，前者负责关税，后者管理土地税、财产税和1799年后的所得税。
——摘编自毕竟悦《政制转型与国家税收》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的确立，国家逐步展开了税收制度的修正与完善工作。
在1952年讨论了中国当时的税制改革问题。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合理调整，简化合并，开辟新税，试办商品流通税在1958年之后，为了适应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国在农村试行了人民公社财政包干办法，进而在部分城市试行了国营企业“税利合一”上缴办法。由于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些做法很快以失败告终。在整个税制改革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方面改造了农业税，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状况，促进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李顺求《中同税制改革的伦理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税收的变化并概括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英两国税制改革的异同。
4 . 材料 清政府推行了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原本较为闭塞的奉天省亦不甘落后，着力开展新式教育。奉天省成立了管理全省教育工作的学务处，还设有小学总查所、宣讲所、教育官练习所、教育总会等教育辅助机构和研究团体。奉天省陆续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中、小学堂居大多数，其中初等小学堂又占了很大比例，课程有经学、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内容为主。此外，还有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或半日学堂等。专门学堂有法政学堂（近代法律学校）方言学堂（外文学校）等；实业学堂设土木、机械、印刷、纺织等专科，并结合所学建有各类实验工厂供学生们实习。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官吏、商民，认识到教育对于开发民智，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出资兴建私人学堂。随着新式学堂的踊跃建立，师资问题显得越发突出，奉天省创办一系列师范速成学堂，以解此燃眉之急，同时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回国后担任教职，或从事其他科技文化事业
——摘编自刘战《清末新政时期的奉天省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新政”时期的奉天省教育改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新政”时期的奉天省教育改制的意义。
材料 秦朝推行的“二十等爵”制，始创于商鞅变法时为奖励军功所设立的军功爵制。汉承秦制，继续沿用“二十等爵”制，但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曹魏末年，专权的晋王司马昭为取代曹魏政权，“深览经远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此次改革仿照《周礼》，设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把爵位封授给支持司马氏的群臣。受封者获得民户数量不等的“封邑”，爵位由子孙承袭。“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由此，面向文武官员的“五等爵”制确立。通过五等爵分封，司马昭对曹魏朝廷中的大臣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区分，将那些倾向于司马氏的大臣与其他曹魏大臣明确区别开来，成为司马氏建立晋朝的前奏。
——摘编自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二十等爵”制和曹魏末年“五等爵”制所反映的思想流派。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秦“二十等爵”和曹魏末年“五等爵”的授予对象，并简析两种爵位制的各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