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直隶传统的商人组织主要是以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的，它们“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经常是“只求一已之私利而不顾大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屡遭失败。1904年，袁世凯改革商人组织，在原商务局、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商务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协助政府发行铜圆，禁止私制钱币流通的工作，还在.处理商家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会还帮助商人了解商务和市场，组织举办商品展览会。在总会的带动下，直隶州县“闻风兴起”，接踵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并心一志、共谋发展”。在总会的倡导下，各地商业学校、工商业学堂、工艺研究所陆续创办。总会还协助袁世凯清理不合理的厘捐征收，减少了对商人不合理的派捐。

——整理自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

材料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东南沿海一直打到天津、北京，清王朝统治者“重陆轻海”“弓马定天下”的理念被彻底粉碎，晚清军事变革真正启动。面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李鸿章发出了两个著名的慨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高度概括了国家安全的空前严峻性。此后，晚清国防和军队建设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在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革新军事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并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彻底性、开拓性、先进性”等特点。特别是海防建设，代表了洋务运动期间军事变革的最高成就。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引发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清王朝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海军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摘编自舒健《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

材料   史料记载，“(北宋)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南宋高宗)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御营司直接把调兵权和统兵权合二为一，成为最高军事机关，御营使一般由宰相兼任。南宋学者吕中指出：“国朝兵权，隶于三卫，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今不复三衙，而别置御营司，分委之枢府，而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密不得而豫。”但未过多久，御营司的权力一步步被原来的军事权力机构三衙、枢密院收回。时人日：“议者以本朝故事，分为两府，又置御营使，是政出于三。”宋高宗时期的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完全是为了应付紧张危急的战争局势、将杂乱独立的军队整编成国家正规军而实行的。这一军事改革后，南宋朝相权随之扩大。

——摘编自《从北宋灭亡的变局，看宋高宗时期的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

材料   隋朝建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自北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均田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制度，采取“轻税之法”，减轻直接生产者的负担；将服役年龄由18岁提高至21岁，服役时间由每年30天缩短为20天，后又规定男子年满50岁者可以纳庸代役；户调从一匹（4丈）减为2丈；均田户始受田年龄仍然保留在18岁。为了防止官吏徇私舞弊，隋朝中央政府制订了具有赋役定额、免役标准、户等高低等指标的“输籍定样”，颁行各地，统一执行。由于隋文帝君臣励精图治，出现了令史学家称誉的“开皇之治”盛况。

——摘编自魏明孔《从义仓设置看隋代制度创新》

材料   汉朝的户籍制度在沿袭秦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萧何编制的《九章律》中有一章为《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户律》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从而在基层建立起严密的居民组织。户口登记的内容包括户主、户内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土地、房屋、财产等情况，并以此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户律》还规定，所有人都必须登记入籍，隐瞒不登记者当论罪处罚；凡登记在国家户籍上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徙，否则将被视为“亡命”，并受到严惩；出游之人必须持“符”，符上记载本人姓名、职务、籍贯以及身高、肤色等特征，以备查验。由丞相主管全国户籍工作，地方上多设三老、县设户曹，专门负责户籍的管理和人口的统计，每年的八月作为全国普遍实行人口调查的月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减，以保证国家对户口情况的最新掌握。

——据《编户齐民——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完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