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把领导全国妇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中央苏区时期，根据现实需要，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婚姻原则、婚姻缔结与解除的条件及程序、财产和子女问题、特殊群体的婚姻问题等方面对民众婚姻进行规范。规定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婚姻条例》还特别规定，禁止招收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并对妇女的产期、哺乳期等予以特殊照顾。获得解放的苏区妇女真正成为了红色政权的“半边天”。

——摘编自庄秋菊《中央苏区婚姻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要求。

——摘编自李新《中华民国人物传》

3 . 材料   明中叶，江南重赋，租税积欠。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针对“游荡失业者十室九空”给赋役编审带来的困难，将基准由人丁向丁田过渡。推行“里甲银”制度，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摊入田粮，折成银两征收。在苏松，他创立“平米法”，将正杂二役混编合并。针对“事繁费冗”、里长“赔累不堪”，他通计一县一年应征之役，固定役额；力役折银；缩短应役时间。周忱在任期间，江南“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5 . 材料   甲午战争失利，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转折点。相较于“专用西法”的日本军事的飞速发展而言，中国无疑已经落后了。迫于内外压力，1901年光绪帝下诏宣布：“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著即一律令永远停止。”张之洞主张通过仿效开办军事学堂，大量培养中下级军官，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编练新式陆军之际，兴办起一系列随营武备学堂。这一时期的军事学堂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军事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为了统一各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清廷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教育管理机构及军事教育体系。为了满足新军扩编对新型军事人才的需要，清政府广泛设立新式军事学堂，并积极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辛亥革命前，军人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教育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军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摘编自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6 . 材料   唐代天文观测的主要内容是“星辰之变”（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天象）。其中日月交食被认为预示着帝王统治的危机，这一观念在当时备受瞩目。唐初，天文观测由太史局负责。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将天文机构改为独立建制，命名为司天台，并设置了春夏秋冬中官正、副各5人，掌司四时，按照时间和方位的特定对应关系来划分职责（如下表所示）。司天台官员不仅要密切观测天象变化，还要及时将观测结果进行“密封”后奏报帝王。对天文机构的改革凸显了司天台观察天文的特别职能，对于提高天文观测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对当时的政治管理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摘编自赵贞《唐代的天文观测与奏报》

7 . 材料   王猛（325-375）,北海郡剧县（今山东寿光）人，前秦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出仕中书侍郎后，“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数月之内惩办了二十多名贪腐高官，“百僚震肃，豪右屏气”。他采用“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的黄老之术，与百姓分享部分生产资料，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特权和田产交易进行严格限制。在没有战争和工程建设的年代，王猛都会下令减少服劳役的人数与次数；“教以廉耻”，建立礼乐制度，重建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主张“无才而不任”，对官僚体系进行了彻底的调整和改革。他制定了“夷狄应和”的民族交融政策，通过“部族迁徙”政策，将穷苦少数民族迁徙到汉族中原地区，极大地提高了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

——摘编自易明《王猛的治国理政思想》

8 . 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开端的洋务教育，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种种缺陷：教育内容与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器物、技术层面相对应，只局限于一才一艺的语言、技术方面；在教育体系上，学堂的设置也只是督抚大员根据需要而临时奏请设立的，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划；就连它的出现也并不源于主动与自觉的改革，是近代化的活动驱动了教育的发展。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面临着西方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首次以政府名义派遣留学生，从而拉开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无论是对传统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自觉中播下了新式教育的种子，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璐《中国近代三次教育改革述论》

材料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村改革从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令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但“20年没过富裕坎”。多年后的今天，小岗村又在进行着一场自发的土地经营变革。1987年，政府在一些试验区试行土地流转。2001 年，18号文件出台，是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若干规定。2002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出了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三个原则，并规定流转主体是承包户，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05年又出台了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规定，农村土地流转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随着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和服务功能的逐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行为逐步趋于规范，一是由过去以农户间、业主与农户间的自发流转为主向当前的政府和市场引导与自发并重的自主流转转变；二是由过去无偿代耕向按市场规律的有偿流转转变；三是由过去依靠口头协议的不规范流转向签订书面协议的规范流转转变。

——据张曙光《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等整理

材料 直隶传统的商人组织主要是以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的，它们“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经常是“只求一已之私利而不顾大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屡遭失败。1904年，袁世凯改革商人组织，在原商务局、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商务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协助政府发行铜圆，禁止私制钱币流通的工作，还在.处理商家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会还帮助商人了解商务和市场，组织举办商品展览会。在总会的带动下，直隶州县“闻风兴起”，接踵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并心一志、共谋发展”。在总会的倡导下，各地商业学校、工商业学堂、工艺研究所陆续创办。总会还协助袁世凯清理不合理的厘捐征收，减少了对商人不合理的派捐。

——整理自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