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景帝认为笞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后又“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又下诏“改碟（把肢体分裂）为弃市，勿复碟”。汉景帝提出，虽然按律文定罪而犯人如果不服可上诉，有关部门应及时会审评议。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又特别下诏对刑狱案件要求慎重处理，疑难案要复审。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再次下诏，说：“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所谓颂系，就是“宽容之，不桎梏”。
——摘编自马亮宽《略论汉景帝》
(1)根据材料，概括汉景帝法制改革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景帝采取上述举措的原因。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材料南中地区是众蛮夷聚居之地，地势险远。诸葛亮耐心地对南中大姓和各族首领展开攻心战术，使南中夷汉各族做出不再反叛的承诺。平定南中后，蜀汉统治者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又将建宁郡、永昌郡部分地区增设为云南郡。统治阶层将当地的豪右大帅移徙至成都，让其到中央任职。同时，在南中大兴屯田，鼓励垦荒种地，将各族人民编为齐民，传播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至此，南中地区“纲纪粗定，夷粗安”。蜀汉政权也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大后方，为其在三国鼎立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李伟山《三国民族政策及其特点略论》
(1)根据材料，概括蜀汉政权经略南中地区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蜀汉政权经略南中地区的意义。
材料 辽朝建立时，正值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率汉人耕种”，“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落后的畜牧业经济，越来越不能适应辽朝在政治、军事上的要求及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辽圣宗（在位时间983～1031年）即位后，积极进行农业改革。他多次下诏，令“诸道州长吏督民”，规定“军中无故不得驰马，及纵诸军践南境桑果”，使民人皆以耕粟为本；统和七年（989年）辽圣宗发布了“禁部从伐民桑梓”的命令，“诏诸军官毋非时畋猎妨农”。他下令将官帐奴隶改编为部民，对于降服的外族，不再编为宫帐奴隶，直接置部统治；命以移民、募民以及许民“请业荒地”等办法，招徕闲散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并规定凡垦荒者在一定年限内可免除赋税，从而恢复了因战争而遭破坏的农业经济。
——摘编自黄吉连《辽圣宗改革促进契丹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辽圣宗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并说明其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圣宗农业改革的意义。
材料 唐朝在建立之初，承袭隋朝制度，实行府兵制。唐玄宗后期，贵族、豪强地主之间的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使得折冲府（府兵的基层组织）户口大量流失，折冲府兵员严重不足。专门的禁卫军替代府兵承担宿卫京师的职责，府兵逐渐沦为权贵的仆役。与此同时，边境形势日益恶化，边将腐败日益严重，府兵纷纷逃亡，甚至不惜自残以逃避兵役。天宝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即招募士兵永久驻扎边境军区，赐予其田地，甚至允许士兵携家前往边境。这些士兵主要来自流民及原来边防兵员。每个军区有固定的名额，边防健儿固定从属于相应的军区，承担所属军区征战、防御的职责。实行募兵制以后，唐朝军队总体数量减少，但是核心战斗部队趋于稳定，战斗力大幅度提高。随着募兵制的推行，相应的节度使制度也成熟起来。
——摘编自郭绍林《唐代军事制度述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玄宗兵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玄宗兵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淳熙元年（1174）、淳熙二年（1175），南宋在内政方面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行用会子的弊端。宋孝宗诏令有关臣僚讨论应对“会子危机”的问题，任职于仓部的辛弃疾进奏了一篇《论行用会子疏》，提出应对“会子危机”的策略。“朝廷用之自轻故耳”“世俗之徒见铜可贵而楮（楮币即纸币）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政府“姑住印造”，停止滥印会子。
——摘编自《宋史·辛弃疾传》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时期“会子危机”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弃疾应对“会子危机”的主要主张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1)根据材料，概括唐太宗吏治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吏治改革的历史作用。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馆驿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机构，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唐玄宗幸蜀时曾“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停留食宿。唐代以来，国家政令均是依靠馆驿来传递的，“事当谋叛已上，驰驿奏闻”，地方上发生紧急事件时，如灾荒、叛乱等，“飞驿以达警急”，“邮驿本备军速”。唐玄宗赐杨慎矜自尽后，将其亲眷“所在即差纲驿领送”，武后以谋反罪将裴炎“斩于都亭驿”，唐昭宗时“（王抟）贬崖州司户参军事，赐死蓝田驿”等现象也较为多见。此外，唐代还有七条国际性驿道，双方经此进行友好交流，如东亚的“高丽、百济、新罗……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南亚的昆仑国“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来唐交流。
——摘编自黄明建《唐代馆驿制度及分布特点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馆驿制度的职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馆驿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仁宗在位中期，部分士大夫针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发起一次政治改革。因其时年号为庆历，故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主要领导者为范仲淹。改革方案分为“十事”，其内容一为明黜陟，二为抑侥幸，三为精贡举，四为择官长，五为均公田，六为厚农桑，七为修戎备，八为减徭役，九为覃恩信，十为重命令。其中前五事有关吏治，后三事论富强，最后两事系前八事之运用。在反对派激烈攻击下，范仲淹不得不于庆历四年六月自请出外巡边，改革集团其他人物继之纷纷贬逐出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庆历五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任知州，留下了名篇《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传达出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全家老小70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摘编自游彪等著《中国通史大师课2》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庆历新政”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范仲淹身上闪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