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经办洋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款项由地方自行支配，而未向朝廷“奏销”。朝廷虽多次谕令各省奏报，但收效甚微。1906 年，传统的户部和1903年新设的财政处被合并为度支部。1909年初，朝廷颁布《度支部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作为中央与地方专门负责清理财政的管理机构，并由度支部向各省派出监理官，以加强督促管理。此后，各省先后编辑、完成了《财政说明书》，详细统计了各省收入的田赋、漕粮、盐课、关税等款项和支出的廉俸、军饷、教育、巡警等款项。各省财政经过爬梳整理，渐有眉目。1911年，清廷又依据《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编制出了各省和全国的预算。由于财政赤字大幅上升，朝廷在核定预算时，对地方支出大幅核减，督抚纷纷“致电反对”。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税收体系，搭建了现代税收体制的早期框架，并在随后几年不断简化税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税制改革的快速发展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重塑了收入分配格局。1984年，国家施行“以税代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我国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为了有效吸引外资，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制度，不仅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为我国与国际税收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国家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文件，推进“营改增”，迈出了走向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

——摘编自许安拓《中国税制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十四五”改革取向》

材料   晋文公将两军改为三军，由卿统领。统中军者为军元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又是地位仅次于国君的执政官。三军将佐各一，共六人，称“六卿”。这样就建立了卿士制度，卿是听命于国君的国家官吏。这种新的官制是对过去世袭宗法制的改革，有利于提高政权的活力。但是，诸卿权力集中，也为后来晋国的诸卿专权留下了隐患。同时，晋文公还打破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以“举善援能”为目标的多种选官方式。如“贽见”即自荐，主要适用于贵族子弟；“赏功劳”，提拔重用有功者；“荐举”，卿大夫们向国君推荐人才。在广开选人之途的同时，也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和奖惩。晋文公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又任用了一大批得力的人才，并加强军队训练，使晋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加强，晋军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衙门作风和官僚作派积习甚深。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3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后，在之前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授治校制度。在梅贻琦为主席的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具体办事机构有“两会三处”，其中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负责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对学校的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西南联大，三处及各院院长、系主任均由教授兼职，形成了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8年间，始终秉持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办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在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

——摘编自江渝、王小林《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实践与启示》等

5 . 材料 蒙古国在窝阔台统治期间，重臣耶律楚材先后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首先提出推行中原税制，又建议“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1232年提出，南下征金时，禁杀逃民令其回乡复业，停止屠城。奏封孔元措（孔子后人）为衍圣公，收汴京的太常礼乐人，召名儒进讲东宫等。1237年他又提出“至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选工匠，务农桑，制漕运，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   春秋初期，齐国虽为大国，但内外矛盾不断，公位更迭频繁，政局动荡。齐桓公即位 后，以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管仲将井田划分给耕者，实行分田到户的个体经营，然后按土地量和产量，让农民将收获的一部分以赋税交给国家。管仲又设置“工正”“工师”“三服官”等机构管理手工业，他还主张设立市场，招徕商贾。在行政方面，管仲实行国、野分治的制度，并将士、 农、工、商分开，不能自由迁徙。管仲提倡寄军令于内政的办法，使军政合一，将全国民众以军 事编制组织起来，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在外交上，他提出“安四邻”“择其理乱者而先征之” 的策略，成为春秋时代较早的“近交远攻”的战略主张。由于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使得齐国日益强 大，为齐桓公称霸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摘编自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材料　　唐德宗登基后，力图有所作为，颁布两税法，着手武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结果引发泾原兵变。唐德宗采纳了陆贽将天子私库财物全部赏给将士的主张，改善了天子形象，赢得朝臣和藩镇支持，加快了平叛进程。兵变平息后，针对艰难的局势陆贽设计了许多细致的改革方案，但大多数改革主张未能实施。例如，在中枢体制的改革上，反对以翰林学士分割宰相权力、参与中枢事务；认为最理想的税制要以“丁夫为本”，交纳“布帛缯纩与百谷”，所以提出恢复租庸调制；主张由政府出面限制地主的地租额，以缓解日益紧张的阶级矛盾等。

——摘编自齐勇锋等《中国改革通史·隋唐五代卷》

材料   唐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846年即皇帝位。未登基前他曾装作平民游于江淮间，了解民间疾苦。大中元年（847年），天旱，宣宗减膳撤乐，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疏理京城系囚。849年，唐出兵取原州（今宁夏固原）等七关；十二月，又收复扶州（今四川南坪北）。851年，河湟之地尽入于唐。从财政收支，漕运情况来看，在宣宗时期，唐王朝的财政有了好转。宣宗想知道百官名数，就命作《具员御览》，常置于案上，又尝密令纂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处分语》一书，藉以考核诸州刺史。宣宗下诏，凡刺史调任，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官。唐宣宗在位十三年，国家初安，虽有各地军变都很快就平息了。《资治通鉴》说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谓之“小太宗”。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

材料   西魏建立后，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宇文泰大力改革，采用苏绰的建议，颁布“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诏书和一系列新制。政治上，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儒家道德规范。打出复古旗号，按照《周礼》官名更改官制，颁布文告模仿《尚书》文体，以标榜承袭中原正统，争取汉人支持。用人则唯贤是举，不限荫资。军事上，为适应鲜卑等族军人的心理，采用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建立以六镇军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的府兵制。官兵之间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劝课农桑，恢复均田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