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刘姜任转运使前，漕运弊病百出，运转速度迟缓，斗钱运斗米，强制劳役转运，民怨沸腾。晏即盐利顾佣分吏督之，随江、污、河、渭所家。故时转运船琳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姜为歇皇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解，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闭船”，斗米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泉竹筱为绚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沛，污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污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沛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婚。又分官吏主丹杨湖，禁引溉，自是河潜不涸。

——节选自《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   随着疆域的扩大，金朝的统治者逐渐改变过去贱老的习俗，开始借鉴中原王朝尊老养老的传统。大定八年（1168年）“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泰和年间定有律令“祖年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应加以重惩。赋役方面，规定对，年老且无负担赋役能力的年老者施以减免，体弱年高者作为特殊群体，得到了特殊照顾，金朝还会赐予这个特殊群体米、绢等物资。金朝还设立了养老处所，专门优抚退役的老兵。皇室还会设宴款待民间耆老，皇帝赐给饮食，对庶民百姓来说，这是极高的礼遇。纵观金朝的养老措施，虽没有中原王朝的具体、规范，但也涌现出一批孝子、忠臣，并形成了一股社会风尚。

——摘编自倪屹、徐洁《金代尊老养老风尚述论》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材料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开始着手整顿崇宁五年（1106）以来被荒废的各项货币政策，“复广、患、康、贺州旧铸夹锡钱监”，恢复夹锡钱的铸造和通行，国内货币市场内流通的夹锡钱数量再度迎来铸币高峰。同时蔡京也对小钞的定位做了调整，“勘会外路当十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颁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给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三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给限满不纳入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铸钱法施行。”即以一当三，若超过兑换时间仍持有私铸当十钱，就以罪论。这是蔡京逐步淡化小钞吸收当十钱的重要举措。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民间流通的当十钱必然不可能尽数交纳，但是实际上宋廷给予百姓的补贴也是比较适配大钱实际价值的，也能够吸引百姓前往兑换。所以这条诏令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否定民间对当十钱的私铸，同时肯定了官方当十钱的再次流通，这对打击民间盗铸行为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齐德舜《蔡京货币改革与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崩溃》

材料   魏末以来，百姓“唯兵革是闻”，统治者“惟刑罚是用”。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宇文泰接受了苏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的建议，改革诏书中首先就强调“先治心，敦教化”。与此同时，宇文泰又提出“恤狱讼”，要求治狱之官务必“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宇文泰用人上有一个明显特色，不论原先属于哪个集团，不论民族、出身，量才而用，一旦任用，以诚相待。西魏还将役龄由十五岁改为十八岁，并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宇文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的革新运动以倡导儒学。

——摘编自施光明《宇文泰改革评析》

材料   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在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后，随即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初步确立日本近代土地私有制度。随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以及“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封建贡租制已无法满足形势需要，加之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促使政府决心改革地税。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法，其要点是：废除封建实物地租，核定地价，按地价统一缴纳现金；纳税者由过去土地的实际耕种者改为土地所有者，根据“一地一主”原则缴税，无法完纳者，村集体不再负“连带责任”。1881年，全国范围内的地税改革基本结束，日本建立起稳定统一的近代税收体制。但改革维护寄生地主利益，未承认佃农权利，佃农在农村只靠农业无法生活，有的便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

——摘编自吴廷璆《日本史》等

材料   淳熙元年（1174）、淳熙二年（1175），南宋在内政方面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行用会子的弊端。宋孝宗诏令有关臣僚讨论应对“会子危机”的问题，任职于仓部的辛弃疾进奏了一篇《论行用会子疏》，提出应对“会子危机”的策略。“朝廷用之自轻故耳”“世俗之徒见铜可贵而楮（楮币即纸币）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政府“姑住印造”，停止滥印会子。

——摘编自《宋史·辛弃疾传》等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

淝水之战后，东晋政权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南朝宋高祖刘裕在掌握朝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他罢免或处死了许多士族或皇族出身的贪官污吏。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他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他还敦崇学艺，修建庠序（地方学校），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死后，其子刘义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由于刘裕父子的改革，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刘义隆在位的30年左右用元嘉做年号，因而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

——摘编自《宋书·武帝本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