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村改革从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令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但“20年没过富裕坎”。多年后的今天，小岗村又在进行着一场自发的土地经营变革。1987年，政府在一些试验区试行土地流转。2001 年，18号文件出台，是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若干规定。2002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出了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三个原则，并规定流转主体是承包户，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05年又出台了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规定，农村土地流转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随着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和服务功能的逐步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行为逐步趋于规范，一是由过去以农户间、业主与农户间的自发流转为主向当前的政府和市场引导与自发并重的自主流转转变；二是由过去无偿代耕向按市场规律的有偿流转转变；三是由过去依靠口头协议的不规范流转向签订书面协议的规范流转转变。

——据张曙光《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等整理

材料   由于计划经济下并无“市场主体退出”的需要，因此我国长期缺乏统一的破产立法。1985年，国务院在沈阳等地开始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次年，长期经营不善、连续亏损的沈阳防爆器材厂成为全国首家正式破产的国有企业。同年年底，《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但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难以全面回应实践需求。2006年，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淀，从立法体例、结构到内容都充分反映世界破产法最新理念的、为市场经济量身定做的《企业破产法》得以通过。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对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进行了系统全面规定，并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综合平台”。

——摘编自张玉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进步》

材料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有人对此前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盐法是否适合于非常时期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鉴于国难日重，且各国经济政策亦多由自由趋向统制，故对新盐法的施行，“尚应妥慎研究，不宜轻于尝试”。他们极力宣扬专卖制度的优点，认为其不仅具有突出的财政收入职能，而且具有优良的经济及社会政策功能。嗣后财政部对于盐政改革问题，转而倾向于实行专卖政策。1942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盐业专卖制度，盐业专卖制度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作为经济统制的一部分，盐业专卖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持战时盐业生产，而且对调剂供销、控制盐价、防止垄断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夏国祥《近代中国盐政改革思想初探》等

材料 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号为“中兴”君王。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抠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规定“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须详查核实，开造清册具奏，毋得虚开浮估”。随后命亲信怡亲王、隆科多等四大臣主事，下辖左右两司，设满汉郎中各二员，员外郎各二员，主事各二员，笔帖式十员。“凡一切钱粮奏销事务，均由会考府审核”。会考府可批复审查新案件，也可对积年旧案，调取有关档案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查核。会考府不隶属于任何部门，也非部院管辖，独自承担案件审查，即使如怡亲王允祥所辖户部、允禩所管工部，也会不时被会考府抽查。办案时直接受命于皇帝，亦可直接上呈奏本或请旨，在往来函件行文上均属平行文，其中不乏对所查部门的批评指责之词。雍正三年八月，皇帝上谕：“会考府本属有益，但恐设立日久，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着将会考府停止。”

——摘编自张建斌《雍正朝经济审查机构：会考府》

材料   1926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统称“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租地收获百分之四十，对地主额外苛例一概取消，对所耕土地有永佃权”。但只浙江省真正实行，后因“二五减租"幅度较大，地主强烈反对，减租旋即停止；复兴农业是政府响亮口号，救济农村金融，减免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水利委员会和农业实验所等，开办农业推广区、兴修水利工程、指导农业生产。其目的除发展经济，也为了消除中共土地革命影响。但国民政府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地方基层管治依赖地主豪绅，施政收效甚微，农民积极性受压制。30年代后，农民难以生存。

——摘编自《民国“黄金十年”之农业改革》

材料   宋宝祐四年（1256年），吴潜受命沿海制置使，判庆元府。当其时，蒙古沿南宋过境陆续建立起一批进攻据点。为此朝廷多次下令措置、防遏海道。……海水军于绍兴二年（1132年）随沿海制置司设立而置，至吴潜制明州时，水军新旧总额为六千人，但常阙数百人，实际所管之兵仅五千人。水军衣粮皆由庆元府供给，券钱则分为二，新军二千人由庆元府给饷，旧军四千人则由通判厅支给。吴潜上任后招镇军额，事权归一。同时在定海水军之内……一层防线，加强防御警备。吴潜还于宝祐五年创义船法，令三郡所部县邑选各乡有财力者以主团结，并添置干办公事三员分莅其事。义船法行后，有效地动员了民力加入沿海防御体系当中，并借此举加强对沿海民船的管控。吴潜沿海制置三年有余，朝廷评价其“郡纲振饬，海道肃清”、“备竭勤劳”。

——摘编自朱文慧《御寇与弭盗：吴潜任职沿海制置使与晚宋海防困局》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