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为了规范货币市场，弥补政府开支和军费不足，南朝萧梁政权于建国之初（502年）铸造“大样五铢”和“公式五铢女钱”两种新铜币并行流通，但实际上流通领域中“太平百钱”“对文钱”“丰货钱”等古币仍被广泛使用。结果，“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梁武帝喾通四年（523年），又发行铁钱，并禁止铜钱流通，造成了铁钱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临贺王（548-549年）、简文帝（550-551年）、豫章王（551年）在位期间，铜币和铁钱并用。梁末重新制作“二柱钱”和“鹅眼钱”。“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熔）钱又间以锡铁”，货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怨沸腾，加速了萧梁政权的瓦解。

——摘编自薛平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更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这道诏今颁布之后，效果是“条奏并者四百余县，吏职成损，十置其一”“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除了并县之外，刘秀还裁撤了许多官职。刘秀改丞相为大司徒，后又删去“大”字。改丞相为司徒，这不仅是名号上的更改，而且是权力上的削减。地方废去郡都尉，州牧改为州刺史，俸禄由两千石降为六百石。建武十三年（37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为鲁公。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正月，“沼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刘秀“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而各州之刺史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摘编自减云浦《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

5 . 材料   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是英国20世纪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法令，为现代英国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该法案改革了英国教育系统。政府设置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当局，教育大臣领导各个地方教育当局，确保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机会更加公平。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管理机构从315个减至146个，提高了行政效率。

《巴特勒教育法》最重要的规定是普及免费中等教育，此外，用初等、中等和继续教育三个连续的阶段代替以往只有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区分，根据年龄、能力和才能使不同学生进入文法学校、技术学校和现代中学。实际上三种类型的学校不完全均衡，有的地方只形成文法和现代中学的两分法，技术学校数量较少且发展缓慢。学生通过考试制度的选拔，被分往不同类型的中学，各类型中学入学比例存在差异，声望地位也相差甚远，这些使《巴特勒教育法》具有争议。

——摘编自北师大出版社《中外教育简史》

材料   1903年清政府迫于形势颁布实行“癸卯学制”，仿照日本建立新教育制度，同时全盘吸收日本军国民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体操课，实施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肆兵事”。1906年清朝学部新定的教育宗旨“尚武”被列入其中，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体育具有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和加强美育的作用，是学校体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抵御外侵，打破国内军阀拥兵独霸天下的局面，必须实施军国民教育。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激发了社会各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军国民体育思想达到了高潮。直至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将“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军国民体育被自然体育思想起而代之。

——摘编自陈璟《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历史进程）

材料   松赞干布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江山,不仅感兴趣于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更将目光注视着唐王朝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采取了另一个颇具雄才大略的改革方案:即仿照唐朝的府兵制,革除吐蕃原来旧的部落兵制,致力强兵。部落兵制是一种源于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掠夺、抢杀、血亲复仇为目的，建立在原始经济上的落后、野蛮的军事制度。这种军制毫无战斗力,很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兴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在此形势下,松赞干布在吐蕃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军事组织。经过改革，吐蕃军队成为一支兵牧合一、集备战、生产、参战于一身的新型军队。此间,吐蕃的军事力量无论从数量上到质量上皆是相对强盛的,其军事制度也是相对严密、完善的。

——摘编自李燕《论松赞干布的 军事改革》

材料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有人对此前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盐法是否适合于非常时期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鉴于国难日重，且各国经济政策亦多由自由趋向统制，故对新盐法的施行，“尚应妥慎研究，不宜轻于尝试”。他们极力宣扬专卖制度的优点，认为其不仅具有突出的财政收入职能，而且具有优良的经济及社会政策功能。嗣后财政部对于盐政改革问题，转而倾向于实行专卖政策。1942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盐业专卖制度，盐业专卖制度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作为经济统制的一部分，盐业专卖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持战时盐业生产，而且对调剂供销、控制盐价、防止垄断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夏国祥《近代中国盐政改革思想初探》等

材料 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号为“中兴”君王。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抠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0 . 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开端的洋务教育，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种种缺陷：教育内容与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器物、技术层面相对应，只局限于一才一艺的语言、技术方面；在教育体系上，学堂的设置也只是督抚大员根据需要而临时奏请设立的，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划；就连它的出现也并不源于主动与自觉的改革，是近代化的活动驱动了教育的发展。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面临着西方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首次以政府名义派遣留学生，从而拉开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无论是对传统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自觉中播下了新式教育的种子，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璐《中国近代三次教育改革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