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女真人兴起于白山黑水，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与汉民族相对接近。金朝初年，随着军事扩张，女真人逐步向长城以南和中原迁移。同时，改变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一元化。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海陵王时期，金朝正式移都燕京，改为中都，确立了汉地本位政策。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金朝中期以降，汉化进程潮流澎湃。世宗和章宗时代，统治者曾进行过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但以失败告终。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认为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材料 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仿汉制下诏开始进行科举考试。放榜时，录取进士一人及第。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并加进汉法中“十恶八议”等内容。为备水旱等灾，下令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统和八年（990年）检括民田（丈量土地），十二年定均税法，因定税过高，十三年又下诏减轻括田租赋。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辽史》载“然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史称耶律隆绪为“辽朝盛主”。

——摘编自李桂芝《辽金简史》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4 . 材料   迁都平城后，北魏控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生活方式开始由游牧与军事掠夺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与军事掠夺为辅的混合型经济，与之相随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由千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平城时代的北魏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田租户调收入骤增。北魏财政收入由前期的以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高牧狩猎为主要财力来源的模式转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以军费为主转为以军费和官俸为主。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了新的财政体制，出现了度支这样的专职财政机构，也使得国家财政首次超过皇室财政而居财政体系的主导地位。这是北魏中期国家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财政体制方面最为明显的体现，并以太和十六年（492年）的"改创百官"的举措确定下来。随着北魏财政体制的渐趋南朝化与行政管理机构的逐渐完善，财政支出迅猛增加，导致国库虚竭。为解决"国用不足"的困境，北魏政权在后期提前征收租调，这一做法更使财政收入后继乏力。

——摘编自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5 . 材料   为了规范货币市场，弥补政府开支和军费不足，南朝萧梁政权于建国之初（502年）铸造“大样五铢”和“公式五铢女钱”两种新铜币并行流通，但实际上流通领域中“太平百钱”“对文钱”“丰货钱”等古币仍被广泛使用。结果，“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梁武帝喾通四年（523年），又发行铁钱，并禁止铜钱流通，造成了铁钱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临贺王（548-549年）、简文帝（550-551年）、豫章王（551年）在位期间，铜币和铁钱并用。梁末重新制作“二柱钱”和“鹅眼钱”。“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熔）钱又间以锡铁”，货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怨沸腾，加速了萧梁政权的瓦解。

——摘编自薛平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更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这道诏今颁布之后，效果是“条奏并者四百余县，吏职成损，十置其一”“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除了并县之外，刘秀还裁撤了许多官职。刘秀改丞相为大司徒，后又删去“大”字。改丞相为司徒，这不仅是名号上的更改，而且是权力上的削减。地方废去郡都尉，州牧改为州刺史，俸禄由两千石降为六百石。建武十三年（37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为鲁公。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正月，“沼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刘秀“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而各州之刺史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摘编自减云浦《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

9 . 材料   汉武帝去世前将皇位传给幼子，汉昭帝即位时只有七岁，大将军霍光等受遗命辅政。霍光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执政原则，他执政期间多次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和赋税，还对贫民开放禁苑以救济并赈贷种子和口粮。史载“数年之内，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颇有积储”。后燕王刘旦等企图废黜昭帝，被霍光敏锐察觉并及时处置；对外西汉王朝又与匈奴恢复和亲，国家得以安定。霍光把持朝政二十年，结束了汉武帝以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局面，开启了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新时代。

——摘编自黎东方《细说秦汉》

材料   北宋庆历年间，“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范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后被宋仁宗采纳，新政陆续推行。新政内容主要涉及改革官员升迁办法，加强对官员的考核，裁撤不称职官员；禁止权贵子弟未经考试而获得官职，限制“恩荫”人数等。对于地方官，给足“职田”，使之丰足，藉以“责其廉节”，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改变朝令夕改的旧习，慎重立法，执法必严。依照唐朝府兵制，京师先招募卫士五万人，“一时教战”，“以助正兵”，同时使之“三时务农”，由此“大省给赡之费”。提出厚农桑、减摇役，以“寇盗自息，祸乱不兴”。另外大力提倡乡村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以济乡民。庆历新政随后因遭到权贵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动摇而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朱瑞熙《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