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拓跋焘（408一452），鲜卑族，北魏太武帝。他率军征战，统一中国北方。他在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支持下，进行了一些汉化的初步改革。他大量任用汉人，创造了北魏一次任用汉人最多的记录。并下诏让鲜卑功臣“以爵归第”“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势力有所削弱，汉族地主势力有所增长。他下诏“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宜宽徭役，与民休息”，要求收税时“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他以道教为国教，又提倡儒学，建立了太学并祭祀孔子，下诏“宣文教”，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溶、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实施了改革。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北宋进一步改革了医疗福利制度。设立翰林医官院为中央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官，政府要求这些机构“散药饵以救民”。医疗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建立，而宗族、邻里等组建的民间机构也发挥了辅佐作用。北宋医疗福利机构主要服务于皇族、官员、军人和处于贫苦状态的平民百姓。其中皇族、官员、军人享有较高水平和较为全面的医疗福利保障，而对贫民则通过安济坊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北宋还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病者利益不受侵害。王安石新法中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禁止不法商贩操纵药物，以假药、次药牟利坑害百姓。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材料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时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再三强调：“我们苏区，决不允许有一个贪官。”陕甘边根据地在军队内部建立了保证官兵廉洁的制度，颁布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对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财物而不报告者治罪。边区政府对贪腐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利用重典打去贪腐分子。我党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严以律己，做清正廉洁的典范。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度，所有物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苏维埃政府把加强干部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我党还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苏维埃边区的廉政建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陈红《陕甘边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体制改革部分法规及其内容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   王韶（1030—1081年），北宋名将。宋神宗曾派王韶对西北地区进行治理。熙宁三年（1070），王韶向朝廷建议在秦州成纪至渭源的沿渭水一带地区招募弓箭手营田，用所收物产来辅佐军费，被朝廷采纳。到了熙宁五年初，营田已取得了开闲田百顷的初步成效。熙宁三年（，王韶建议在秦凤路边缘地区设置市易司，将蕃汉贸易的部分利益收归朝廷，“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这一提议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争议，由于王安石的支持，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古渭寨设置了市易司。熙宁七年二月，王韶言：“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乞下三司根磨，推奖官吏”。熙宁五年五月，王韶建议在通远军设置蕃学，以汉法教育蕃酋子弟；熙宁八年，“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购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当今的边疆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编自王连旗《论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

材料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东南沿海一直打到天津、北京，清王朝统治者“重陆轻海”“弓马定天下”的理念被彻底粉碎，晚清军事变革真正启动。面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李鸿章发出了两个著名的慨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高度概括了国家安全的空前严峻性。此后，晚清国防和军队建设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在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革新军事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并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彻底性、开拓性、先进性”等特点。特别是海防建设，代表了洋务运动期间军事变革的最高成就。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引发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清王朝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海军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摘编自舒健《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   西魏苏绰当政时，逐渐确立了一套新的户籍登记制度。新的户籍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个部分。在户口方面，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不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土地、奴婢、耕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现在也被列入新的户籍统计之中。在土地方面，详细登记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在赋税方面，包括每户的户等，全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全家应纳租、布、麻数量等内容。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账户籍”。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