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开端的洋务教育，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种种缺陷：教育内容与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器物、技术层面相对应，只局限于一才一艺的语言、技术方面；在教育体系上，学堂的设置也只是督抚大员根据需要而临时奏请设立的，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划；就连它的出现也并不源于主动与自觉的改革，是近代化的活动驱动了教育的发展。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面临着西方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首次以政府名义派遣留学生，从而拉开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无论是对传统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自觉中播下了新式教育的种子，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璐《中国近代三次教育改革述论》

材料   为了凸显奉天的尊崇地位，清朝在奉天设有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与府丞、盛京五部与盛京总管内务府等几套行政管理系统，职能不同，重心各异。赵尔巽莅任盛京将军之际，几经兵燹的奉天省几近无政府状态，其当务之急是改革陪都行政、处理战争善后事务。调整行政体制是赵尔巽在奉天改革的重要内容。他裁撤盛京五部、奉天府尹、府丞以及军粮同知等各缺。将粮饷处、税务总局归并，改为财政总局，总揽全省财政，以统一奉天全省财务出纳之权。赵尔巽还设立奉天巡警总局，大力推进近代警政。主张参照各国管制，尤仿日本省级建置，整合原有行政资源，将奉天仿照内地省份设立行省，另设具体职能部门，大量设立新治所，相应负责各项日常工作。

——摘编自李皓《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目标，加大空军、海军建设力度，短短十年就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陆海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军队总员额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50万余人，缩减到50年代末的249万人；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50年的41.1%下降到1959年的10.5%.军区体制由四级改为三级，减少领导指挥层级，逐步由横窄纵长的垂直树状体制向横宽纵短的扁平化体制转变。1955年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军官军衔共分为4等14级。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军队领导管理指挥体制的基础和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框架，完成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郭志刚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的主要历史经验》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军事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从1980年开始，以“消肿”为突破口，军队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将11个大军区缩减为7个大军区，军队裁员100万，走上了质量建军之路。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以打赢现代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并先后两次共裁员70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担任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成立了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改为15个职能部门，7大战区调整为5大战区，组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2016年，调整改善军种比例，改革部队编成，原有18个集团军重组为13个；同时，在后勤等领域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制度。此轮改革，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摘编自彭云《人民军队在改革强军中迈进新时代》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为 了推进王安石变法，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在新法取得一定成效后，神宗决定全面转向官制改革。元丰三年（1080年），宋延发布改革官制的诏令，批准实行新的寄禄官阶，将旧的文武散阶增减编定为二十四阶，结束了寄禄官与职事官分离的局面，使得职事官与差遣统一。不久，又颁布了《官制格目》，对中央机构规定了成员构成人数，并形成定制。元丰五年（1082年） ，依据《唐六典》，颁布了新的官职条例，恢复唐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职，平行机构或并或罢，但囿于祖宗之法，神宗拒不废枢密院归兵部。同时，九寺五监的恢复，使得“省、寺指挥闲多异同”。元丰六年（1083年），又在尚书省置御史房，主行弹劾御史台察案失职。

——摘编自袁良勇《宋代三省制度演变研究》等

5 . 材料 府兵制是唐朝的基本兵制，其与均田制相结合，“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唐太宗时，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增加军府数量，并安排一部分军府驻守关中，以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府兵制的兵将平时不在一起，不易形成将帅拥兵自重的局面。武则天时，唐朝人口由唐初的二百余万户增至九百万户，扩大了三倍以上，加上地主、商贾、豪强兼并霸占民田、欺压盘剥佃农，比比皆是。因无田可受、无利可图，贵族官吏地主富户进入府兵者极少，贫农百姓成为府兵的重要来源，府兵制受到严重冲击。开元年间，因战事频繁，兵役繁重，且需自带物资参战，府兵逃亡成为常态，府兵制崩溃。唐玄宗为增强军事力量，实行了募兵制。募兵制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以往府兵往来与路途的消耗，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封建国家也得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不过，募兵制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通史》

6 . 材料   汉武帝去世前将皇位传给幼子，汉昭帝即位时只有七岁，大将军霍光等受遗命辅政。霍光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执政原则，他执政期间多次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和赋税，还对贫民开放禁苑以救济并赈贷种子和口粮。史载“数年之内，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颇有积储”。后燕王刘旦等企图废黜昭帝，被霍光敏锐察觉并及时处置；对外西汉王朝又与匈奴恢复和亲，国家得以安定。霍光把持朝政二十年，结束了汉武帝以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局面，开启了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新时代。

——摘编自黎东方《细说秦汉》

材料   北宋庆历年间，“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范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后被宋仁宗采纳，新政陆续推行。新政内容主要涉及改革官员升迁办法，加强对官员的考核，裁撤不称职官员；禁止权贵子弟未经考试而获得官职，限制“恩荫”人数等。对于地方官，给足“职田”，使之丰足，藉以“责其廉节”，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改变朝令夕改的旧习，慎重立法，执法必严。依照唐朝府兵制，京师先招募卫士五万人，“一时教战”，“以助正兵”，同时使之“三时务农”，由此“大省给赡之费”。提出厚农桑、减摇役，以“寇盗自息，祸乱不兴”。另外大力提倡乡村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以济乡民。庆历新政随后因遭到权贵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动摇而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朱瑞熙《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

材料   19世纪末，部分官员、士绅鉴于国内度量衡杂乱无章的局面，呼吁政府进行改制。在“恪遵祖制，兼采西法”理念指导下，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和《推行划一度量衡制度暂行章程》，各地度量衡划一工作渐次开展。为推行新制，清政府设立度量权衡局。然而，各地仍习惯于既有行政运行方式，新制的推行多由地方传统部门及官员承担，度量权衡局无法发挥作用。度量衡划一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交易中业已形成的“习惯”，触及不同地域、行业商人利益，新制推行并不如预期顺利。加之中央权力式微，清政府难以掌控各省推行步调，诸多政策和措施被地方搁置拖延。随着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相继爆发，清政府忙于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已无暇顾及度量衡的改制。

——摘编自郑成林《清季划一度量衡的酝酿与尝试》

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财税主权受到侵犯，同时内部地方战争的冲击破坏了原有财税管理体制。在此情况下，清廷参照西方财税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内容包括：中央地方各级财税管理机构的改革；引进西方近代财政预算制度，彻底清查地方财政状况，编制全国财政预算案，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旧税，开征新税，进行国地税、海关税等划分的筹划；银行的设立，币制的改革，近代审计制度的筹划等等。总之，清末财税改革是一次规模宏大、内容广泛的改革，民国政府进行的多项财税制度改革都可以追溯到清末财税改革期间，中国政府从此开始改变了比较落后的中世纪财税制度。

——摘编自王刚《清末财税改革研究》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