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云南宗王势力膨胀，行省政权被压抑，政治局势不稳的复杂形式下，1297年，忽辛主政云南行省，“由是一切病民之政，忠革而新之”。首先，“按朝廷原额所无者，悉籍为民”，去掉梁王府“宿卫”三之二，把他们重新编为民户，负担行省的赋役，减轻了国家的体禄支出。严格按编制军队的花名册，查实军需仓库所在地，采取轮番供应的办法，分批支给军粮，杜绝了官吏舞弊现象。全部夺回被大德寺霸占的学田还给孔庙，并下令云南各府州县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因此“文风大兴”，进一步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马龙州土首暗中勾结外贼，阴谋策动叛乱。忽辛不顾宗王包庇，将叛乱的头目全部杀掉，以杜绝后患。对各少数民族群众，忽辛则喻之以理，取信于人。云南与东南亚的越南缅向等国接壤，元朝与缅甸的关系时好时坏波动很大。1301年，缅甸与云南关系一度很紧张，忽辛随即派使臣修复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摘编自曹相《元朝回族政治家忽辛在云南的改革》

材料   社仓指中国古代各地储粮备荒的一种政策，是民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社仓经过康熙帝试点实践，再经雍正全面试行而普及全国。雍正帝成功实行社仓，一方面是受儒家重视民生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改革政策，既因地制宜，又整仿吏治，盘查社仓，及时纠正不适宜的政的政策，使得社仓建设正常进行。雍正帝将康熙帝犹豫再三的设立社仓的想法变为成功实践，并为乾隆朝社仓政策的更加完善和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的社仓制度奠基于雍正帝。莆公权先生阐迅清朝的粮食体系时曾指出：“在整套乡村统治体系中，饥荒控制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清政府对它的重视并不亚于保甲或里甲制度。通过我们对于雍正朝初期社仓与保甲同时推行的考察，可以说清初社仓制度与保甲制度对基层治理效果同等明显。

——摘编自常建华《清康雍时期试行社仓新考》

材料   唐朝定都长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转运南方的粮食。但是，依靠大运河的漕运面临线路严重不畅，运输周期太长，成本较高等难题。唐玄宗逐渐认识到必须改革漕运，来缓解长安的粮食压力。732年，唐玄宗任命装耀卿为宰相兼主管漕运的江淮、河南转运使，改革漕运。装耀卿在地方任职时就十分关心漕运，又经过长期的调查和思考，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他继承了隋代的仓储制度，在扩建粮仓的同时，又新增了一些粮仓，这些粮仓与分段运输相互配合。从而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通过这些措施，使长安与以大运河为主干的全国漕运网有机连成一体。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

材料：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府更迭频繁，军阀和党派对教育横加干涉，经费没有着落，教育事业没有规划，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艰难前行。为寻找拯救中国教育的金匣良方，蔡元培等人游历欧洲数年，深深被欧洲先进教育理念折服。他认为，法国大学区制蕴含的教育独立思想就是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一剂良方。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改省教育厅为“大学区”，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学区由教育家主持与管理，每区设大学一所，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制把教育行政权力全部揽到大学方面，对中小学教育重视不够，所以得不到教育界内部人士的支持。这些改革，虽然加速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但在当时特定时间、特定政治环境下，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仅持续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

                                   一一王列盈《民国时期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材料   新教育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就开始落地生根。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秉承的宗旨是“忠君”与“尊孔”。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面对这种情况，“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研究新学制，胡适在新学制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直到现在，依然实行“六三三”制。它还提出了七条教育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这些措施都深刻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

——摘编自雷颐《壬戌学制与新文化运动》

6 . 材料：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为确保地方稳定，鄂尔泰提出：“若不视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不论不足以服人，兼恐既无以善后。”对改土归流之土司，“虑其住居本地，有党羽相助为非，故远徒以杜其后患”。在改流之地行政设置与内地划一的同时，其他的管理体制也仿内地一并推行。在改流的同时必定会兼顾尚未改流地区的治理，保留土司的地区采取流土并治的措施。改土归流之后，都会辅之以“减免赋役，选用循良，善加抚恤，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等善后措施。清政府重视善后，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从而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

——摘编自李世愉《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

材料 府兵制创立于西魏北周。起初，府兵是职业兵，是兵农分离的。早期府兵，不是六镇鲜卑，便是关陇豪右，后来地方豪强私家武装的乡兵也被纳入府兵系统，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直接障碍。隋朝在府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开皇十年，隋文帝颁布诏令，军人和普通农民一样，也可以按均田令分得土地。在管理体制上，设置十二卫，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最高将领，总隶于皇帝。隋炀帝时，十二府有领兵权，而无调动军队的权力；兵部掌管军令和军官的除授等，却不具体领军。隋朝在府兵制度上的这些改革，巩固了府兵制，加强了封建政府的武装力量。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   战国法家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其中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了以“术”为主的改革。他认为，国君治国的主要方法就是“明察法令”；他整顿官吏队伍，“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他还整肃军兵，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他也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摘编自《变法图强的申不害》

材料   在协定关税下，晚清中国税率维持在5%的水平。清末民初，政府多次尝试提高关税，均未取得实质进展。1928年6月，政府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关税自主是其主要内容之一。鉴于形势，美国率先与中国签订了新的《中美关税条约》。随后英、法也与中国达成新的关税条约。到1936年，中国平均进口税率迭到31.2%，最高税率达80%。此外，政府还降低出口税率，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抑制了外货倾销。虽然海关总税务司仍然由英人担任，但一些口岸税务司开始由中国人负责，税教也开始由中国中央银行储存保管。

——摘编自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840-1949）

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针对全国各地税制不统一的状况，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财力需要，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制的决定》，加强税收工作，建立新税制。同时还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规定除农业税外，全国征收14种中央税和地方税，即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等，不久，又公布《契税暂行条例》，开征契税。在农业税制方面，对全国各地实行的税政、税种、税目和税率也进行了调整，特区省份也陆续制定了农业税征收办法。以上各税在全国一经实行以后，全国税政得以统一，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按产品或流通征收的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相辅的工商税收制度。当时建立的税改制度实行“多税种，多次收”的复税制体系，适应了当时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情况。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税制的沿举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