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54年春，英国为维护自己在东方的利益介入了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历时较长，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英国而言，克里米亚战争成为近代英国陆军军事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次战争暴露了英军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英国军中没有护理队、后勤保障匮乏、医疗混乱、士兵地位低下；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疾病流行，英军战斗力因此被大大削弱等。战地记者的报道第一次让民众了解了士兵在战争中的生活实况，在英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阿伯丁政府倒台。最终，英国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在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和护理学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推动下，启动了军中的医疗改革。

通过改革，南丁格尔在军中首创了近代护理制度，成为英国军队医疗改革的先锋。通过了《陆军医疗保障法》，该法规定：士兵的健康必须与普通病人一样受到尊重和照顾。成立了陆军统计局、陆军健康委员会和陆军医疗部、陆军医学院。这次改革对英国的军队、医疗及世界医疗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成为英国军队医疗体制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标志。

——摘编自王伟、王艳芬《克里米亚战争背景下英国的陆军医疗改革》

材料   清中前期，外国银元在东南沿海一带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五口通商以后，外国银元流通的范围逐渐向北扩展至长江流域及内陆地区。晚清时期，张之洞率先在广东自铸银元以取代洋银，其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清政府认识到铸造银元、铜元具有可观利润，且各省铸币不利于币制统一，因此希望收归铸币权，加之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于是酝酿币制改革。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以及清廷内部的分化，造成清政府统一铸币和币制改革举步维艰。而由于铸币所带来的财政独立，使得地方屡屡违抗中央不得私自铸币的命令，从而扩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影响了晚清政局的走向。

——摘编自熊昌锟《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材料   张璁大力支持嘉靖皇帝“继统不继嗣”，嘉靖七年（1528年）提拔他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张璁入阁机要间推行改革：调整内阁翰林，开创了“科道官员互相弹劾”的规定，每年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管，对地方官考核上报吏部查实。为了整治宦官干政，在全国清查贪污舞弊，同时大规模裁员，罢黜镇守太监之职。坚决清理庄田，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在二些地区推行“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一条编”的赋役制度。倡行“三途并用”，强调用官不只是进士还有举人和贡生也要提拔使用，推行“内官外放”把京官调到地方锻炼。张璁是“嘉隆万大改革”的总设计师，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是对张璁变法的延续和深化。

——摘编自百度百科《张璁变法》

材料   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经济困难；而桓公欲图霸业，想有一些作为，拜管仲为相，实行改革。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定三官制度。……郊外设邑、卒、乡、县、属等机构。……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经济方面：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农为本，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本末并举。

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

——摘编自中华文本库

材料 海山汗（元武宗，1281~1311年）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开始，已充分证明了这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无论如何，此项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

——摘编自崔瑞德《剑桥中国辽宋夏金元史》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晏阳初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在农民的教育。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晏阳初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1936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曾试图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是由于内战的因素而遭到蒋的拒绝。

——《宴阳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