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漕运改革首推刘晏。“安史之乱”使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藩镇趁乱拒向朝廷缴纳贡赋；而朝廷长期仰赖的东南之地，虽未经战火摧残，却因运河年久失修、战争破坏而难以通运。刘晏受命于唐王朝严重危机之时，组织兵丁，发动民工，疏浚淤塞河道，改善运输工具；实行雇佣法，“以盐利雇佣，分吏督之”，用官府在江淮专卖食盐所获利润雇佣民工运输。并在唐玄宗年间裴耀卿转搬法的基础上，由直达改为分段联运；实行“教漕卒”，训练能适应各种水势和驾驶各种船只的船工水手；创立漕运奖励制度，“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

——摘编自吴琦《中国历代漕运改革述论》

材料一   武汉位于长江、汉江两江交汇之处，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频繁的灾害、战乱使武汉地区民众生存处境艰难，遭受极大的苦难，同时落后的卫生状况、贫乏的医疗条件均为武汉基督教会医疗慈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行的空间。为了打开武汉地区的传教局面，基督教传教士积极开办诊所，通过施医赠药、救死扶伤等医疗手段来获取当地民众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排斥心理。1864年，在基督教传教士郭修理的请求下英国循道公会派遣传教医师施维善来到汉口，开办了晚清民国时期武汉第一家西药诊疗所，即后来的普爱医院，是近代教会医院的雏形。

——摘编自石松《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基督教会医疗慈善活动及其影响》

材料二   改革前，英国的医院各自独立运营，医疗条件普遍落后，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无法发挥其应有价值，患者也无法享受到理想的医疗服务。1948年，工党政府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推动实施了医院国有化改革，英格兰及威尔士的1143家志愿医院和1545家市政医院被收归国有，由卫生部设立行政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改革之后，英国的公立医院总数为2688所，总雇员数约30万人。医院国有化通过区域性医院联合体形式，重新整合医疗资源，使“全民、全面、免费”的医疗服务成为可能。

——摘编自白爽《1948年英国医院国有化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材料   北宋时期，绘画进入商品市场，使绘画艺术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统治者“重文轻武”，边陲未定却安享“太平”，咏歌文藻，游娱翰墨，帝王、贵族对文化财富欲求达到极致。在沿袭五代设立专门绘画机构的基础上,北宋对画院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增加画院的人员编制，其次在太学中创设“画学”，画院根据画师的考试成绩，分别授予他们各种职街。为了提高画师的技术水平和增加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画院规定了一套系统的教学和训练内容，将“画学”按题材分为佛道、人物、鸟兽、山水、花竹和屋木等六门，还设置了“说文”“尔雅”等辅助课程。画院踏实、严谨的画风，工致、优美的格调，清新、隽永的意境，对今天的创作也能提供借鉴，仍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

——摘编自陈可《绘画史》

材料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探索新时期干部分类管理办法。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使干部选任与干部分类管理的改革相结合，探索多元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和《2010-2020深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年规划纲要》,要求着重解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10年，党中央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

——摘编自李民《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材料   明代中期,农民逃亡的现象明显多了起来,官方屡屡遇到差丁不足､工役难兴的困难｡嘉靖年间,江西等地进行了“地(税)丁(役)合一折银征收”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并在万历年间推广至全国｡清初,明代原有的户部赋役册簿大量地毁于战火,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征发｡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动再次增加,不少地方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受损｡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随后在广东进行了“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即将丁役银合并到田税中一起征收｡雍正二年,清政府将“摊丁入亩”在全国各省全面推开,从此,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实现了从“以丁为本”到“以田为本”的转变｡

——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

材料   中国历代统治者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明成祖把原属元朝疆土的十块土地让与朝鲜，其理由是“朝鲜之地也朕度内，朕何争焉”。雍正常也认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藉”。但中央对边疆历来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天朝礼制秩序。19世纪70年代，日本意图侵占台湾，其理由是该地为中国的“化外之民”，“不治”说明没有有效的统治关系，没有统治关系也就没有主权。日本所挟以为据的“理由”来自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材料：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府更迭频繁，军阀和党派对教育横加干涉，经费没有着落，教育事业没有规划，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艰难前行。为寻找拯救中国教育的金匣良方，蔡元培等人游历欧洲数年，深深被欧洲先进教育理念折服。他认为，法国大学区制蕴含的教育独立思想就是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一剂良方。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改省教育厅为“大学区”，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学区由教育家主持与管理，每区设大学一所，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制把教育行政权力全部揽到大学方面，对中小学教育重视不够，所以得不到教育界内部人士的支持。这些改革，虽然加速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但在当时特定时间、特定政治环境下，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仅持续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

                                   一一王列盈《民国时期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材料   新教育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就开始落地生根。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秉承的宗旨是“忠君”与“尊孔”。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面对这种情况，“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研究新学制，胡适在新学制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直到现在，依然实行“六三三”制。它还提出了七条教育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这些措施都深刻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

——摘编自雷颐《壬戌学制与新文化运动》

9 . 材料 元朝以来，官府的文移案牍极为繁冗，使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如非长期从事无法精通。吏员在封建社会属杂流，文化层次一般较低，他们大多唯利是图，利用办公文的专利上下其手，舞弊弄奸，损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到明朝初年仍未改变，当时有官府按原格式报送公文到中央，朱元璋看了非常厌烦。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正式颁布《案牍减烦式》。这一改革使公文案牍简易好懂，各级政府主官可在短时间内熟悉并亲自主持政务。而一般吏员则只能管理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朱元璋此举的主观目的是使官和吏分开，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改革客观上简化了文章格式，简化了文字，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摘编自宋强刚《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

10 . 材料 1911年，晚清政府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认识到“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为依据”，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该法规突出了户籍管理机构的地位；区分了人籍和户籍；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也规定了民众对户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起诉讼抗告的权利。

清政府户籍制度实际上仍沿了清中后期保甲制度的一些做法，将人户“编牌入甲”。不过，与保甲制度不同的是，清末编查人户的机构是警察机关。1905年，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作为全国警察管理机构，其职能之一便是“掌审定稽查户口章程，管理各省地方户籍，报告户口，暨各省寺院僧道人数、教民人数，外国人入国籍，皆隶之”。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