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官吏俸禄制度的基本特征，并简要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俸禄变化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临时政府社会风俗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南京临时政府的社会风俗改革。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义。
材料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欧俄城市出现住房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为缓解社会压力和应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沙俄政府决定开发远东地区。政府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的政策带来了西伯利亚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高潮。在此定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建设，也积极参加到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同时，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开始增多，一大批矿业学校建立起来。西伯利亚地区不仅获得了欧俄的经济支持，还获得了海外资本的关注，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多为外国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地区开发满足了俄国对该地区石油等资源开采的需求，成为欧俄地区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同时也把西伯利亚城市带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摘编自卜雅凡、黄秋迪《1861—1917年欧俄移民活动与西伯利亚城市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的迫切性。
(2)根据材料，简析西伯利亚城市现代化进程。
材料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土司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官爵名号，但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明清两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小土司拥兵自重，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改土归流”因此被统治者提上议程。改土归流始于明初，大规模推行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完成于清末。明成祖在平定贵州土司叛乱后，在黔地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原属湖南的六卫及原属广西的红水河以北之地亦划归贵州，建立行省。永乐十八年（1420），政府强制土司弟子入学接受儒家教有，教授四书五经，发展土司儒学。雍正时期，政府废除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大量汉民进入湖广地区，与当地的土民、苗民进行商业、农业互通；同时通过大规模的西南移民政策，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儒释道文化带入黔东南，从而促进了贵州及西南地区的发展。
——摘编自王勇《试论土司制度的衰落及其原因》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时期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对西南地区治理的意义。
6 . 材料 “伯克”源于突厥语，后发展为新疆地区官职的泛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原有伯克制度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乾隆密谕言及“阿奇木伯克不过办事大员，勿许自称诺颇，私收贡赋。即阿奇木等缺出……。“不准世袭”。同时一改以往伯克政教不分之弊端，谕命各级伯克务必以民事为任，宗教各守已任，不得互相牵涉。《回疆则例》明确规定：“回疆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参赞大臣拟定正陪，奏请补放。凡本城阿奇木伯克及各城庄阿奇木、伊什罕伯克，均令回避本处。”清政府根据各地伯克品级的高低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亦称俸禄地或养廉地）和种地的农奴，作为他们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物质来源。伯克虽多由回疆贵族出任，亦应根据朝廷的朝觐规定，定期进京朝觐皇帝，以示忠心。断疆设省后，伯克制度被正式废除。
——摘编自苗普生《伯克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伯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伯克制度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地区治理的积极意义。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概括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汉官员建议不宜像这样“一元”“二元”表述纪年，而应以祥瑞为每一纪元命名。武帝遂陆续追改其纪元为“建元”、“元光”等。此外，西汉前期各诸侯王也和皇帝的纪年形式一样，以自己王国内诸侯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皇帝与诸侯间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汉武帝用年号纪年后，历朝历代皇帝纪年都有年号而诸侯没有，年号从其诞生时起就成了皇帝神圣统治权威的突出象征。
——摘编自辛德勇《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
材料二 清末，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写道“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改立孔子纪年亦成为其变法的一项重要主张。1903年，刘师培强调“黄帝纪年”对于汉民族保持“特立之性质”的重要作用。1903年，高梦旦提出中国应该使用西方通行的“耶稣纪年”，认为纪年仅仅只是符号，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耶稣纪年”正代表这一趋势。各种歧异的纪年主张，都借用了西方宗教的例证作为自己合理性的依据。如康有为认为：“大地各国，皆以教主纪年。”刘师培说：“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1919年底，钱玄同认为中国当采用世界通用之公历纪年（即耶稣纪年），公历纪年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此想法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认同。1949年，新中国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摘编自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其主要意图。(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提出革新纪年方式的原因及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对近代以来耶稣（公元）纪年在中国最终确立的认识。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各省漕务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道光、咸丰以来，四川吏治腐败，盐政废坏。1876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经全面调查了解，缜密谋划，奏疏朝廷，改革川省盐政。1877年起，他在泸州建立滇黔边官运盐务总局，总理川盐的采购、运输、批发、征税等事务；批准由商民自愿捐资筹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对川江险滩进行了疏凿修淘，重点整治了河道共2000余里线路，50余处险滩；融通畅滞，清理积引，调剂盐场与销岸的供求平衡；为确保运道畅通，组建安定营五营，专司黔滇边岸缉私和巡护，派巡防营在水路要隘驻扎，“穷民称便，枭匪势散”。丁宝桢督川十年，共上奏有关盐政的奏疏60余折片，虽谤声四起，备受攻击，仍大义凛然，独持正义，辟众谤而谋全局。但对以官运商销为核心的盐政改革，时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改行官运，办运者则扣费以入私囊，批销者则卖私以取盈余，上下分肥”。1901年清朝在电旨中指出“从前四川盐务，经丁宝桢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至今增款甚钜”，并要求各省督抚“仿照妥办”。
——摘编自王红《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丁宝桢在四川的盐政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