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1)根据材料，概括唐太宗吏治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吏治改革的历史作用。
材料 延安保育院，是延安第一保育院、延安中央托儿所和延安第二保育院的统称。1938年10月2日，保教合一的延安第一保育院成立，招收抗战将士和革命干部子女，毛泽东专门题词“儿童万岁”。1940年春天，延安又成立了“中央托儿所”。当时抗日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中共中央带头进行大生产运动。保育院的孩子们年龄虽小，却纷纷加入其中。1943年托儿所提出的教育目的是：“增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快乐，培养其优良的习惯和行动，使之成为抗战建国中优良的小国民。”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为躲避国民党军的进攻，第二保育院历时两年10个月，全部行程辗转3340里，进行了旷古未有的“娃娃长征”。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的路途上，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延安保育院采用了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直观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三化教学法（教学故事化、教学游戏化、教学歌曲化）。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参观了延安保育院。美国新闻记者爱泼斯坦感叹：“虽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但孩子们生长得很健康。……他们穿着整齐干净，吃得也不错……。在延安参观访问，记者们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参观了孩子们住的窑洞、做饭的厨房、活动室、学习室、游戏场以及洗澡房、体检室、洗衣房、病号隔离室……”小朋友们的表演，更给参观者带来浓厚的兴趣……记者们不时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照片。即使带着不同政见的记者，看到这一切，也不能不由衷地感慨：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摘编自《红色摇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延安保育院成立的背景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延安保育院建设的意义。
材料 1956年，在“一五”计划的建设热潮中，北京城市职工数量及相应的住房需求大幅度增长，城市职工的住房问题日益严峻。为此，北京市首先依靠国家投资来扩大住房建设规模，在既定方案的基础上又建设了为数不少的计划外住房，还在市政规划方面做出了一些牺牲，加盖了部分平房。与此同时，北京市调动各单位及职工的积极性，通过自建公助的方式为各单位及职工的自建住房提供便利与优惠政策。同时，更加充分合理地分配住房、逐步取消租住私房职工的房租补贴、尝试提高公房房租标准等。此外，针对职工及家属人数过快增长的状况，北京市一方面制定了相关精简政策，控制了首都职工及家属人数的增长。
——摘编自徐雪晴《北京解决城市职工住房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1956—1959年北京市解决城市职工住房问题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京市解决住房问题的意义。
材料 元成宗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下诏减免当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一半夏税。后来又多次下诏减免赋税，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元贞元年（1295）七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从重处理。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成宗下诏罢征安南，释放了扣押的安南使节，着手缓和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放弃了忽必烈动辄征战、继续扩张的政策。对待贵族官僚则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下诏禁止诸王擅自干预地方政事。《元史》对元成宗的评价是：“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德之治，几于至元。”
——摘编自邵远平《元史类编》等
(1)根据材料，概括“大德之治”得以出现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元成宗的改革。
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伊凡四世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伊凡四世改革的历史影响。
材料 张璁大力支持嘉靖皇帝“继统不继嗣”，嘉靖七年（1528年）提拔他为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张璁入阁机要间推行改革：调整内阁翰林，开创了“科道官员互相弹劾”的规定，每年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管，对地方官考核上报吏部查实。为了整治宦官干政，在全国清查贪污舞弊，同时大规模裁员，罢黜镇守太监之职。坚决清理庄田，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在二些地区推行“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一条编”的赋役制度。倡行“三途并用”，强调用官不只是进士还有举人和贡生也要提拔使用，推行“内官外放”把京官调到地方锻炼。张璁是“嘉隆万大改革”的总设计师，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是对张璁变法的延续和深化。
——摘编自百度百科《张璁变法》
(1)根据材料概括张璁变法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璁变法的影响。
材料 在云南宗王势力膨胀，行省政权被压抑，政治局势不稳的复杂形式下，1297年，忽辛主政云南行省，“由是一切病民之政，忠革而新之”。首先，“按朝廷原额所无者，悉籍为民”，去掉梁王府“宿卫”三之二，把他们重新编为民户，负担行省的赋役，减轻了国家的体禄支出。严格按编制军队的花名册，查实军需仓库所在地，采取轮番供应的办法，分批支给军粮，杜绝了官吏舞弊现象。全部夺回被大德寺霸占的学田还给孔庙，并下令云南各府州县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因此“文风大兴”，进一步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马龙州土首暗中勾结外贼，阴谋策动叛乱。忽辛不顾宗王包庇，将叛乱的头目全部杀掉，以杜绝后患。对各少数民族群众，忽辛则喻之以理，取信于人。云南与东南亚的越南缅向等国接壤，元朝与缅甸的关系时好时坏波动很大。1301年，缅甸与云南关系一度很紧张，忽辛随即派使臣修复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摘编自曹相《元朝回族政治家忽辛在云南的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忽辛的改革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忽辛推行改革措施的成效。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各省漕务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皇位，当时的俄国“刑狱司法可以买卖，不论大罪还是过失都要受到残酷惩罚，舞弊行为和执法不公现象盛行，资本主义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西欧国家”。即位之后她经常与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思想家通信，听取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意见。她指导制定法律规范，论证君主专制等重要问题；将司法机构进行重组，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阶级差别的法院体系；在不损害其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尝试将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适度分离。强烈的权力欲使得她经常干预司法事务，导致俄国司法体系效率低下。
——摘编自《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汉官员建议不宜像这样“一元”“二元”表述纪年，而应以祥瑞为每一纪元命名。武帝遂陆续追改其纪元为“建元”、“元光”等。此外，西汉前期各诸侯王也和皇帝的纪年形式一样，以自己王国内诸侯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皇帝与诸侯间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汉武帝用年号纪年后，历朝历代皇帝纪年都有年号而诸侯没有，年号从其诞生时起就成了皇帝神圣统治权威的突出象征。
——摘编自辛德勇《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
材料二 清末，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写道“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改立孔子纪年亦成为其变法的一项重要主张。1903年，刘师培强调“黄帝纪年”对于汉民族保持“特立之性质”的重要作用。1903年，高梦旦提出中国应该使用西方通行的“耶稣纪年”，认为纪年仅仅只是符号，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耶稣纪年”正代表这一趋势。各种歧异的纪年主张，都借用了西方宗教的例证作为自己合理性的依据。如康有为认为：“大地各国，皆以教主纪年。”刘师培说：“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1919年底，钱玄同认为中国当采用世界通用之公历纪年（即耶稣纪年），公历纪年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此想法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认同。1949年，新中国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摘编自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其主要意图。(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提出革新纪年方式的原因及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对近代以来耶稣（公元）纪年在中国最终确立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