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   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政治经济大变革时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向赞同男女平等，重视女子教育。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引入新的教育理念，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将女子教育基本上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壬子学制》。之后又颁布了各种学校令，并“与前项系统各有出入，综合起来又成了一个系统，谓之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复古思潮的干扰下，女子教育的正常发展步履维艰。随着时间推移《壬子癸丑学制》弊端不断暴露，1922年，政府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颁布《壬戌学制》。它在受教育权方面规定女子获得了同男子平等的教育权利，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实行男女同学，而且课程上也不再有男女之分。同时，它还使得女子教育权利被制度化和法律化，从而使女子教育的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摘的自刑微《浅析民国前男女子教育发展动因》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随着疆域的扩大，金朝的统治者逐渐改变过去贱老的习俗，开始借鉴中原王朝尊老养老的传统。大定八年（1168年）“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泰和年间定有律令“祖年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应加以重惩。赋役方面，规定对，年老且无负担赋役能力的年老者施以减免，体弱年高者作为特殊群体，得到了特殊照顾，金朝还会赐予这个特殊群体米、绢等物资。金朝还设立了养老处所，专门优抚退役的老兵。皇室还会设宴款待民间耆老，皇帝赐给饮食，对庶民百姓来说，这是极高的礼遇。纵观金朝的养老措施，虽没有中原王朝的具体、规范，但也涌现出一批孝子、忠臣，并形成了一股社会风尚。

——摘编自倪屹、徐洁《金代尊老养老风尚述论》

材料   王国光，字汝观，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在吴江和仪封任知县期间，关心民生，尤其关注赋税和财政问题。王国光因“治行第一”，被嘉靖征召入京任职。明神宗继位，张居正出任首辅，命王国光到户部管事，他迎来了发挥财政管理才能的大好时机。在京任职三年半，他殚精竭虑，大力整顿财政，成效明显，并为明朝以后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主要业绩有三方面：一、优化财政管理机制，对户部体制进行调整；二、清理财政簿籍，编纂《会计录》，因受到言官纠劾，上疏乞休获允，临行上此书初稿，又担心离任后书稿散逸，故疏请刊刻，至万历十年最终定稿，该书成为明朝户部财政管理的依据，也是了解明朝财政状况的珍贵资料；三、力行考成法，改善财政状况。在张居正支持下，王国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使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

       ——摘编自《王国光与万历初期的财政整顿》

晋之故封，太行持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

注∶大陆为大陆泽，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地。

20世纪30~50年代，中国的乡村发生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变化，传统乡村固有的以分家析产和土地买卖为主导的地权分配被打破。

以下资料是来自山西兴县七村全面抗战爆发前（1936年）、抗战中（1942年）和开展土地改革后（1947年）的相关数据。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储量、生产、外调大省。上世纪末山西正处于“放开搞活”迅猛发展阶段。1992年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江泽民主席在接见出席《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的国际友人时也指出∶“中国政府有决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今，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的大同，以光伏发电高端产业链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以“上不露天、下不落地”的全封闭式运营实现了“黑色煤炭、绿色开采”。2019年大同获得“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和“中国美丽城市”称号。从“煤都黑”到“大同蓝”，大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参照。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