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日衰，社会矛盾尖锐。唐武宗针对唐后期复杂的形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革。唐武宗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为相，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武宗虽为宦官所拥立，但后来采取措施收归宦官仇士良所掌握的禁军权，并下诏禁止宦官插手干预外廷政事。武宗怀柔河朔三镇，平定了河东地区泽潞镇节度使刘稹的叛乱。842年，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844年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因武宗年号“会昌”，这一时期唐朝一度出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

——摘编自王洪明《唐武宗与会昌政治》

2 . 材料1981年5月，在面临技能型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国家劳动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学徒培训工作的意见》，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变招工为招生的改革试点，推动学徒制度的改革。1989年3月劳动部下发的《关于印发<学徒培训制度改革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提出了学徒制改革的方向：“应该逐步实行学校（培训中心）和企业相结合培训学徒工的方法，既可利用企业生产现场，加强学徒的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又可利用学校（培训中心）课堂教学，加强学徒的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学习”，这标志着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学徒教育制度的终结。同时，国家开展教育体制改革，实行职业教育分流，中等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与普通高等中学的招生已接近1︰1，以企业为主的学徒制被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代替，学徒制由企业为主，转向以学校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

——摘编自郑荣奕《我国学徒制的历史演变与改革方向》

3 . 材料   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纪年，一直沿用到清末的“宣统”。革命党人深谙纪年在革新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极力推广纪年的革新。民国建立，孙中山通电全国使用公历。同时规定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起始的纪年方法，与公元纪年法并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在议决使用阳历的问题时，便是遵从“以崇正朔，而便日用”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编订历书的四条规定：“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纪年符号易改，然而民众的习俗却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校正”。1913年《大公报》记载了阴历新年与阳历新年的不同景象：“官厅贺喜，街市悬旗，此新新年之气象。千家爆竹，万户桃符，此旧新年之景色也。”有人就调侃此种官民各自过年的状况：“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摘编自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材料 宋神宗上台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掀起了“熙宁兴学”改革运动,促进了北宋的教育改革。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就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救、养、取、任”四项纲领,为“熙宁兴学”奠定基础。神宗年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在皇命亲自干预下,用“三舍法”取士取代科举取士,学行卓优者可直接做官,还颁布了新的官方考试、讲经标准照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设立经议局,并亲自主持撰修三经义,即《诗》《书》《周》礼。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医院的基上,又设置专门的医学;分为方脉科、针灸科、肠科等项目培养专门人才。“康宁兴学”期间,中央政府还在地方设置学官负责地方各级教育,规定地方官不得干涉,普设学田,扩充地方学校经费来源,促进州县学的长远发展。

——摘编自师克谦《从“王安石变法”探予北宋教育改革的轨迹》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城镇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确立。1956年1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同年6月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指出，农业合作社应该对社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社员，做到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这两个文件奠定了五保工作的制度基础，五保制度正式在我国建立起来。

——摘编自郑秉文等《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材料二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保障相伴相随。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首次在我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政府面临自工业化以来最大规模的失业tf岗潮，建立"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的政策体系；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并在辽宁省试点，探索社会保障制度从单项制度推进向系统建设转变；200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入统筹城乡、全面覆盖、综合配套、统一管理的阶段。目前中国社会保险覆盖人数无论在单项制度上（如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还是在诸项社会保险覆盖面总和上，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险制度。

——摘编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60年及其公平性研究》等

6 . 材料 元朝以来，官府的文移案牍极为繁冗，使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如非长期从事无法精通。吏员在封建社会属杂流，文化层次一般较低，他们大多唯利是图，利用办公文的专利上下其手，舞弊弄奸，损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到明朝初年仍未改变，当时有官府按原格式报送公文到中央，朱元璋看了非常厌烦。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正式颁布《案牍减烦式》。这一改革使公文案牍简易好懂，各级政府主官可在短时间内熟悉并亲自主持政务。而一般吏员则只能管理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朱元璋此举的主观目的是使官和吏分开，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改革客观上简化了文章格式，简化了文字，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摘编自宋强刚《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

材料   关中是京畿之地，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募兵制的实行，尤其是高宗以后，关中土地所产远远满足不了对粮食帛绢的要求，也不利于解决突厥、吐蕃侵扰造成的西北边境局面紧张的问题。开元22年，玄宗任命宰相装耀卿主持改革漕运，裴耀卿于原运线几大河系，即黄河、运河和黄、渭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沿河设仓，逐级转运，使江南之船不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入渭水，水通即运，水细即止，又将北运线经三门砥柱一段水运，改为陆运，于三门以北开山路18里，绕过三门险滩。改革后，凡三岁，共运700万石，省陆运庸钱30万缗。唐代宗时，刘晏继承并发展了装耀卿改进漕运的方法。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

8 .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地方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启发下，群众自发集资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保健站和医疗站。1956年，全国人大赋予集体介入农村社会成员疾病医疗的职责，随即许多地方开始出现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互助互济的集体医疗站。1959年，卫生部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后这一制度逐步走向普及化。它不仅为农村社会成员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而且承担着儿童计划免疫、妇女孕产期保健、计划生育、地方病疫情监测等任务，并积极开展各种预防工作和饮食及饮水卫生、爱国卫生等工作。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摘编自钟雪生《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等文

9 . 材料   北周中央实行六官制，分工不清、效率低下；地方郡县设置过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隋朝取代北周以后，各地的士族集团控制着很多部曲、奴碑、荫户，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开 皇年间，隋文帝设五省六曹，五省为内史省（掌机要诏书）、门下省（掌审查封驳）、尚书省（总 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秘书省（掌书籍历法）和内侍省（掌宫室内廷）；“罢天下诸郡”，“存要去闲、并大去小”，并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废除九品官人法，“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官员“皆吏部除授”，每年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隋朝的许多制度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

 ——摘编自《隋书》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从1985年开始，伴随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医院由政府资助的公益性机构转变成基本上自负盈亏的营利性组织。由此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等。在总结第一次医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新医改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建立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建立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

——摘编自吴丹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