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的粮食问题历来受到高度重视,粮食政策的制定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和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历代政府均把粮食安全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地位。汉代贾谊认为粮食储备是“天下之大命”。晁错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见解,并大声疾呼:“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粮食专仓储备制度创于春秋战国之际,至隋代已具宏大规模,史称“资储遍于天下”。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从西周的官定粮价,到春秋战国的“平粜”,再到西汉、北宋一度出现的政府全面干预,复到近世较为平稳的政府市场互补,经历了一个在曲折反复中逐渐彰显自由市场意识的过程。一些月令书中强调人的活动要与自然的规律相一致,以避免灾害发生,至今仍有科学含义。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15世纪末,圈地运动在英国盛行,它为资本家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并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土豆被殖民者从美洲带到欧洲,17世纪时,土豆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粮食作物。18世纪初,英国人唐森仿效荷兰人的做法,用黏土和石灰混合成泥灰做肥料,施于沙地上,使之变成可耕地。这在英国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1842年,英国和德国兴建了制造化肥的工厂。1861年,美国拥有的收割机已超过10万台。1860—1910年间,美国小麦产量增长近3倍,棉花产量增长约4倍,畜牧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世界上小麦、棉花、肉类等的重要出口国。

——摘编自王荣声《近代欧美主要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初探》

材料一   秦汉开始直至元朝的1500多年是丝绸之路的第一时代，特征主要是：形成了以陆路为主的交通格局，背靠海洋，面向北方，以长城为中心，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成为对抗、交流、融合的两大主要势力，……这一时代，陆上丝绸之路主要维系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各种族群、集团、部落、宗教、文化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才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得以形成，也是我们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1405年，朱棣派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此后又六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丝绸之路第二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话、交流和交往。由于这个时代明清的综合国力在世界范围内大体保持领先地位，中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

——吕文利《丝绸之路的“三个时代”》

材料二   “近代丝绸之路”，既是任人宰割的悲剧，也是否极泰来，走向振兴的前奏。从空间看，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扩大了；从内容看，“西学东渐”是主线，但中国也在开放中艰难发展……晚清政府平定西北起义和新疆叛乱后，“丝绸之路”还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从晚清民国初大量的时人旅行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驼队马帮活动频繁，都带有大量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所达的更是商埠大开，口岸林立。……先有条约开埠，后有自开商埠。

——据王健《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整理

材料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材料一   19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发展，但是新式人才的匮乏很快成为洋务事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洋务派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派遣学生出国留学。1872年第一批中国幼童30名乘船赴美，成为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生之始。1876年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先后选派88人赴美、法留学。这一时期官费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著名人物的有：留美的詹天佑、唐绍仪等，留欧的严复、萨镇冰、刘步蟾等。这批人在新兴的邮电、铁路、矿业等工业和教育、外交、海军建设中做出较大贡献。

——摘编自梁燕波《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及其影响》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经历重创的清政府开始把眼光从“泰西各国”转向小国日本。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此后又令各省督抚遴选在职官员及学生送日游历游学，并颁布了有关的鼓励章程，赴日留学之风骤然兴起。除了清政府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在长达16年（1896—1911年）的留学热潮中，留日学生多达45000多人，60%的留日学生在留学科目选择法政科和师范科。留日学生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如黄兴、宋教仁、陈独秀、蔡元培、蒋志清（蒋介石）等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干，跟随孙中山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摘编自彭洁《简论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变化》

材料一   在“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天朝只看重藩属是否归顺，而轻视疆土划分。

历代王朝认为模糊波动的边界反而有助于鼓励蛮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稳固的边界却会阻断华夏文明价值的扩张，疆域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朝贡体系自汉末就得到了确认，并在此后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定制，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之前主要以列封藩邦属国的形式巩固边关。

——摘编自葛兆光《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面临强敌窃边的边疆危机。1865年，薛福成先后追随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担任其幕僚，长期办理洋务外交，得以了解和学习西方外交理念及其运作方式，外交思想逐步近代化，在与英国进行西南边界勘定和界务谈判中，明智而务实的薛福成抛弃传统的“天下——王士"观念，代之以“寸土必争”的领土主权意识。1892年，薛福成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进行了多次谈判，援引国际公约，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他还力请朝廷选将练兵，切实加强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卫。西南地区从王朝国家的“藩篱”，变成了与内地“唇亡齿寒”的边防要地。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分别与法、英勘定滇缅、滇越、粵越以及西藏与尼泊尔、东北与日朝之间的边界线，这些较为清晰的现代民族国家间的边界线，意味着传统的属国或朝贡关系最终裂变。

——摘编自林开强《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