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篇章 | 司马迁的游历 |
《孔子世家》 |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
《魏公子列传》 |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
《屈原贾生列传》 |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
《蒙恬列传》 | 吾适北边,白直道归,行观跟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际,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
A.撰写史书受时代风气左右 | B.用地下文物与文献相释证 |
C.用现场勘察实证历史事件 | D.用历史体验追求历史真实 |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有生态保护思想,如“禹之禁”和商汤“网开三面”“德及禽兽”等。但自春秋以来,王公贵族不断在林麓、沛泽之中广设各种名目的禁地,成为弋猎、游乐的场所。秦律规定于“禁中”偷猎要罚做苦役;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山泽禁令更趋严峻。然而秦汉实行山泽专控并非为了保护生物资源,是出于保障赋敛及强化社会控制等统治需要。《唐六典》《通典》等书中有关禁渔猎的法令不算很少,但这些禁令常缘于皇帝的宗教信仰,不惜影响百姓正常生活。宋代江南围湖造田渐渐失序,导致无法逆转的环境危害。而由北方民族主导的王朝,因其牧畜、射猎传统,相对重视林草和野生动物保护,例如《元史·刑法志》《元典章·围猎》即有不少相关规定。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设立护林、禁伐、育林之类碑刻是当时各地实施山林保护的常见举措。
——摘编自王利华《思想与行动的距离——中国古代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概观》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植树造林运动,1952—1957年共造林22710万亩。同期,我国还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方针,并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强调处理好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标志着我国生态安全观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1989年,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同时,我国还设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安全民生观、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态安全发展观、以制度为保障的生态安全法治观、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为整体的生态安全系统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生态安全全球观。
——摘编自李冠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安全观的历史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生态保护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保护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今生态保护理念的根本区别。
A.时代越近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越接近真相 |
B.新考古发现拓宽了人们对史前史的认识 |
C.考古发现可以推翻一切原来的研究成果 |
D.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家比历史学家更重要 |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强大动力。
围绕材料观点,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时期,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具体史实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符合所选地区和时期,表达清晰)
材料一 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因此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
——摘自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2006年)
材料二下表《全球史评论》刊载论文统计表(单位:篇)
辑号 | 出版年份 | 主题 | 论文数 | 译文 | 国内 | 理论和评论 | 实证 | 转载 |
3 | 2010年 | 中外文明互动 | 17 | 5 | 12 | 3 | 14 | 0 |
4 | 2011年 | 全球环境史 | 13 | 8 | 5 | 8 | 5 | 2 |
5 | 2012年 | 文明、相遇、互动、共生 | 16 | 5 | 11 | 4 | 12 | 2 |
7 | 2015年 | 多维视角下的地方与全球 | 13 | 6 | 7 | 6 | 7 | 3 |
11 | 2016年 | 欧亚大陆的联系与交流 | 9 | 3 | 6 | 3 | 6 | 2 |
13 | 2017年 | 跨文化视野中的“他者” | 15 | 1 | 14 | 4 | 11 | 0 |
14 | 2018年 |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史 | 10 | 3 | 7 | 4 | 6 | 2 |
15 | 2018年 |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周边与世界 | 12 | 0 | 12 | 5 | 7 | 2 |
16 | 2019年 | 全球史视角的妇女与性别研究 | 12 | 5 | 7 | 2 | 10 | 2 |
17 | 2019年 |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 11 | 0 | 11 | 3 | 8 | 2 |
——统计摘编自《全球史评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当代中国全球史研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全球史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随着农村改革向全省推进,安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其道路如何走?既然改革能在农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那么城市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一度时期,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城市中普遍推广。自从农民有了多余农产品,自主交换也随之而来。1979年国家首先松动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大幅度地提高了18种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2.1%。1983年国家规定农民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可多渠道经营,价格由双方议定,也即市场价格。自此展开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我国劳动力开始向非产业转移,谋求创业、一大批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接着是成亿计的劳动力外出进城打工,这些都成为必然趋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由此而出现,前后达30年之久,至今还没有结束。
——摘编自孙自铎《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贡献》
材料二 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改变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弹性的解释体系”,是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承认收入差异性以及更重视价格配置资源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这些观念对于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和1999年宪法的修改都具有先导意义。40年来,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以制度的局部创新和地域的局部开放为突破口的改革模式,在旧有的传统体制尚未彻底消失的前提下进行新体制的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总体上无疑是渐进式的,具有试错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摘编自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所作出的贡献。(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完善过程遵循的内在逻辑。
(3)如果进行课题研究,研究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可以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至少列出两种。
A.历史研究方式决定历史结论 | B.时间越久远历史研究就越复杂 |
C.历史研究需多类型史料互补 | D.历史研究应注重史料多源互证 |
材料一 古代并无“中华民族”的名称,“中华民族”的提出是在清末,其时西方列强入侵激发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观念由此萌芽。南京临时政府从国家层面认可民族平等,有利于改变历朝历代狭隘的大汉族观与清朝满族独尊的民族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法律层面将“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确立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共识。
——摘编自何一民等《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1)依据材料和所学,概括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出现的背景和内涵。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民国初期,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少数民族在观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位,从而令统一多民族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国号的使用本身,就极大地增强了国人对“中华”一词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同感与自觉归属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中华”一词来命名各种事物,如“中华革命党”“中华实业团”“中华书局”等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以法律形式将人民平等规定下来,如第一章总纲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保护,至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合。
——摘编自李帆《以中华为族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认同》
(2)依据材料二分析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观念广泛流行的原因。
材料 民族古已有之,民族主义则是伴随18世纪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产物,是一种“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5世纪的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19世纪中叶开始被频繁使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目前,很多学者比较认可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定义。他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就是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
“人们谈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很多都是直接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它的更远的中世纪源头开始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在历史中孕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摆脱神权,追求人权,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武器;当经济与政治条件都具备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建立的民族国家催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
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任选一个角度评述欧洲近代“民族主义”。(要求:评述角度明确,论据充分,所用史实准确,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