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开辟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写道：“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岂郑君之罪也。
……哥氏（哥伦布）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
(1)依据材料，指出梁启超在写郑和传记时采用的史学研究方法。(2)阅读材料，梁启超指出了“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一现象。结合所学，对这一现象进行评析。
①奥林匹亚赛会在古希腊史失去重要地位
②只有借助文献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③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
④考古发现与口述史料互证探究历史真相
| A．①② | B．①③ | C．②③ | D．③④ |
③简牍书写和编联方式 ④中原地区的饮食结构
| A．①②③ | B．①③④ | C．①②④ | D．②③④ |
| A．时代越近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越接近真相 |
| B．新考古发现拓宽了人们对史前史的认识 |
| C．考古发现可以推翻一切原来的研究成果 |
| D．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家比历史学家更重要 |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官修的正史、实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各种史料。他另外撰成《资治通鉴考异》，说明取舍史料的理由。以下是《考异》的几个事例：
材料一 关于隋末名将薛仁果的名字，《考异》提到《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集》写作“仁杲”，《太宗实录》写作“仁果”。而唐太宗陵墓前有石马六匹，其中一匹的铭文为“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考异》认为石马铭文“最可据”。
材料二 关于唐玄宗的生日，《考异》提到《玄宗实录》记载的是八月一日，但通过查询历法发现这一时间有误。玄宗时文人顾况有诗曰：“八月五夜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即皇帝）。”故而《考异》认为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
材料三 关于吐蕃赞普世系，唐代林恩撰写的杂史《补国史》记载，唐文宗时吐蕃彝泰赞普去世，其弟继位。此事《文宗实录》《旧唐书》都没有记载，《考异》参照《补国史》编入。
(1)回答三种除文献史料类型之外的其他类型史料。(2)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考了哪些类型的文献史料，根据上述材料举例说明。
(3)根据上述材料，说明《资治通鉴》在哪些情况下会采用官修史书以外的其他史料。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 A．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 B．第二种 第三种 第一种 |
| C．第三种 第一种 第二种 | D．第三种 第二种 第一种 |
兰克学派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和发展，最初，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中期产生的以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对当时西欧的知识分子来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没有遇到大危机，整个社会洋溢着信心和乐观主义，这成为兰克学派及其观点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兰克在其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代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同时强调，“我的注意力将放在（欧洲）日耳曼或日耳曼拉丁后裔的民族之上，其历史是整个现代史的核心”。该学派的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史料，因为其认为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是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书信、讲演稿等。而进入20世纪，其光芒逐步褪去。
分析兰克学派史学观盛行的历史背景。依据材料，简要评价其史学观念。材料一 1932年政府声明，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宗旨包括
（1）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
（2）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30年代“体育救国”的口号响彻全国。
材料二 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任务。”5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
材料三 1980年，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打造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新口号。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五连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全社会掀起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
2001年新华社在社论中高呼：“申办奥运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综合国力、经济潜力、科技实力、文化魅力的竞争，是一场国家形象和民族地位的竞争。”
依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体育观念的历史变迁。材料一
材料二 元朝对边疆的控制在前朝的基础上更为强化。漠北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升为岭北行省。这一地区没有州、县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元廷大批签发内地军民前往漠北屯田，并在一部分蒙古牧民当中传授耕作技术，使得漠北地区农业生产取得突出成就。……云南地区设置行省，多用土官任职，可世袭。第一任行省长官在云南“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由是文风稍兴”。吐蕃作为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统辖，元朝皇帝信奉吐蕃喇嘛教，尊喇嘛教萨斯迦派僧侣为帝师，吐蕃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
——摘编自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清朝国家疆域的奠定在广度上，所囊括的疆域范围，除了元朝，是清以前历代中原王朝不能相比的……突破了历代中原汉族王朝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局限性。把历史上在中国疆域内活动的边疆各民族都纳入其大一统的疆域范围之内。
在统一的深度上，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统治，也突破了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政策的思路。清朝追求对边疆领土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从中央到边疆地区对边疆各民族进行直接管理。以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有效的边疆政策取代了历代对边疆民族的松散的羁縻政策。
——摘编自成崇德《清朝边疆统一论》
(1)指出表中①②③的史料类型。任选两则史料分别说明其史料价值。(2)依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分析元代边疆治理措施的积极影响。
(3)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清朝如何对边疆领土实行有效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