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暴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1)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早期英国卫生防疫措施的特点。
(2)据材料二，分析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其历史意义。
(3)综合材料，指出近代中英两国成功防疫对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市民体育兴起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和欧洲市民体育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时的乡里制度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到唐宋时期政府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官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到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官役制，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李宗仁等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口号，开始了经营广西策略。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以村为自治单位，实行村治。在推行村治过程中独创“三位一体”制：一个是崭新的创造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个是实现民权主义最具体的办法——村街民大会，一个是具有战斗性的组织和训练的民团。基层自治组织依托民团，实际上既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的同时也带有军事动员的意味。……这结束了广西乡村社会散杂而无严密组织的状态，过去历代王朝统治未曾到达的边远少数民族山区也都建立了乡村“政权机关”。
——摘编自侯晓光《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清末民国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演变的基本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广西基层自治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材料一 杭州是钱塘江畔一座古城。1129年，南宋赵构皇帝因金兵进攻逃到杭州，选杭州为都城。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使各种消费品的需求量急剧扩大，每日所需万余石的食米等由运河、长江或海路输入；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的迁入又带来了具有各种技艺的工匠与专门人才，南宋的杭州城内店铺林立。由于皇室的南迁，直接为宫廷服务的中央直属官府手工业也随之迁到杭州，这对杭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林正秋《南宋时期杭州的经济和文化》
材料二 下面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杭州进出口贸易值的变化图（单位：海关万两）。
——摘编自饶晓晓《近代杭州、宁波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比较研究《1840~1937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时期杭州经济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杭州对外贸易发展的概况。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南宋相比，近代杭州发展所呈现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居民将粪秽等生活垃圾直接倾入河中，固体废弃物的增加使街道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自由放任主义影响下的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各种城市问题持漠视态度，致使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城市中滞后的卫生防疫措施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强烈地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各城市兴起了以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环境治理和疫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
——据【美】洛瑞克莱门《美国公共卫生》等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都市发展进程加快，使都市公共卫生面临严重挑战。租界行政当局基于安全与健康的需要，1898年成立了正式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启动了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面对租界卫生示范的刺激，华界政府在卫生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各种社团组织为维护民族大义、或基于共同利益，不仅参与政府组织的卫生建设之中，而且独立开展了公共卫生宣传工作、社团举行的清洁运动、劝止吐痰运动、健康比赛等。加强了市民的疾病预防意识、健康意识、卫生意识与公共意识，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凝聚和整合。政府和社会力量对公共卫生设施的共同投入，推动了上海市政的建设和都市文明的进程。
——摘编自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广大人民的健康和卫生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曾经在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天花、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长的时间内，就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安全，保障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1）依据材料一概括指出19世纪中后期美国公共卫生困境的具体表现。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上海为例，概括指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国初期公共卫生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急于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攫取高额利润，当时非洲、美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这个地大物博、尚未受到世界殖民浪潮全面冲击的东方大市场，成为他们的重要侵略目标。
——据郭卫民《资本主义列强挑起的四次大规棋侵华战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大规模侵华的原因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材料二 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党的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他强调，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摘编自《梦想，从这里启航》（新华网2017年11月1日）等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共产党人在近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行的革命斗争。并分析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谏官是利用谏诤封驳的方式对皇权进行监督，而更强有力的制度性制约来自整个官僚系统，这主要是相权的运作，而相权最有特色的是汉与唐。中国古代皇权为了论证其合法性将其与天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带来对皇权的制约，“为政以德”通过德寻求皇权的合法性，道德评价的主要方面是孝、德、仁，“民惟邦本”通过民寻求皇权的合法性，重民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国古代对皇权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即强度。
——摘编自张胜利《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材料二 英国议会在中世纪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税收、立法等方面的权限，形成了“王在议会”的政治原则。这些的确对国王权力形成了某种制度上的限制，使得国王在议定国家大政时需要与议会进行商讨与协调。在国王独断专行时，参与议会的教、俗贵族和地方等级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常常启动议会的相关条例和规制来约束国王。然而，当时的议会君主制从根本上讲是封建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议会主要还是与国王合作、支持王权的。这是因为议会毕竟是“国王的议会”，国王是议会的筹划者和主导者，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
——摘编自孟广林《“宪政神话”的建构与消解——重评中世纪英国<大宪章>》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古代和英国中世纪在制约皇权（王权）方面的各自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中国古代限制皇权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对官员进行德化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反腐败的立法工作，注重运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官员行为。《唐律疏议》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对官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等进行界定……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的确设计得十分精细严密，监察机构在纠举不法、惩恶扬善、澄清吏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确实查处了不少贪污受贿案件。
——摘编自张乐贤《浅析中国古代治理官吏腐败的对策》
材料二 雅典构建了一套预防权力集中的机制，如议事会的常设机构采取的是10个部落轮流当政的办法，议事会的负责人也由抽签决定，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两次担任负责人。雅典还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行“认可听证会”制度……“认可听证会”就是在公民大会上就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工作是否称职进行投票，不称职者，或被免职，或被撤职查办。公职人员任满离职时，也要接受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的审查。
——摘编自张慧、张文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材料三 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总是相伴而行，这从西方发达国家反腐实践中可以看出……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吏治澄清法》。1854年和1855年，英国政府两次颁布“枢密院令”，决定在大不列颠实行公开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1870年，政府又颁布了文官改革命，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
——摘编自柴世民、武丽华《浅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防范官员腐败的对策并对其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说出古代雅典为防范公职人员腐败所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国防范官员腐败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民国初期，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少数民族在观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位，从而令统一多民族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中华民国”国号的使用本身，就极大地增强了国人对“中华”一词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同感与自觉归属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以法律形式将人民平等规定下来，如第一章总纲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摘编自李帆《以中华为族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认同》
材料二 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反抗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也正是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发扬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有最终百年国耻的洗雪。
——摘编自宋凌迁《近代反侵略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
（1）依据材料一，分析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观念广泛流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外交是国家实施政策的手段之一，外交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国家的目的。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根本上说不是国际环境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决定的。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
——摘编自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外交与国家发展”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