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暴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