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中国人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并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历时一个多月。据统计，中唐时期，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寺院大量占有土地，且享有免除徭役和租税的特权。
——摘编自曾绍发《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材料三：从北宋中期起，一批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力图挖掘儒学经书中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特别是希望通过充分发挥儒学在强化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树立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其中，被称为理学或道学的学派影响逐渐增大，其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灏、程颐兄弟和南宋的朱熹，因此这一学派被称为“程朱理学”。从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受到官方尊崇。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反对佛教的理由。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 A．《浅议商代的政治制度》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历史影响》 | D．《试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材料一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季节节律观是对我国古代传统森林观的高度概括，西汉时贡禹说：如果“斩伐林木”没有节制的话，会有水旱之灾的.晁错指出“焚林斩木不时，命曰伤地（破坏地力）”。宋、明王朝在边境地区广种边防林作为天然屏障。清代丁辅臣《劝民种树俚语》以俚语的形式要求黄土高坡的居民在“庄前庄后，山洞沟城，多栽些杨柳榆杏各样树科”，因为它们“能吸云雨，能补地缺，能培风水，能兴村落”。
——据《中国传统森林观浅议》
材料二 1909年农工商部官员在一份奏折中指出：“讲求农林为振兴实业最要之一端”，“我国林业荒废，则凡修整铁路，架设电线，构造船舶，以至民间器具之用，不得不仰给于外邦此利权所以外溢也”，1909年，农工商部官员也在一份奏折中主张：“每年择优等生留学各国，调查考验，得其精详，而可为经理国有林之实用……”。
——《晚清时期国人对林业的认识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森林保护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森林保护思想的变化及其时代背景。
材料一 古代埃及气候炎热，终年少雨，尼罗河则像一条绿色的丝带，自南向北，贯穿其中，在沙漠中形成了一条天然的河谷绿洲和入海口三角洲。每当洪水定期退去，农田总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肥沃淤泥，古埃及人把“洪水之神”看作是“快乐之神”，为其编神话、颂诗歌、献祭礼。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材料二 继亡灵、半神之后的第一个王族，共有八位国王，其中第一位为提斯的美尼斯，统治了62年。
——摘编自【埃及】曼涅托（活动时间：公元前四世纪末—公元前三世纪初）《埃及史》
材料三
 | 注：调色板的浮雕表现了一个头戴上下埃及王冠（正面为红冠，反面为白冠）的王者形象，他率领盟国进行对外战争，视察被斩首的敌人。调色板顶部中央写着这位王者的名字为那尔迈，历史学家推测那尔迈很可能是完成埃及统一的国王。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尼罗河对古埃及文明的影响。
(2)指出材料二与材料三的史料类别，并分析这些史料共同的价值。
按语：史料实证是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通常要从史料来源、数量、类型、多个史料能否互证等角度思考史料的可信度。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日本狂热右翼分子——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以未公开且被其修改九百多处的《松井日记》为主要依据，于1985年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妄称：“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政治上制造出来的虚构。”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逻辑是认为日军军规严格，“军纪严明”，因此“不会发生大屠杀”。
——摘编自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等
材料二 近年，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纷纷出来控诉日军的暴行。与此同时，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包括：大屠杀期间负责指挥处理中国人尸体的日军中佐大田寿男在战后的口供称，“毁尸灭迹的部分就达15万具”；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发现的原德国驻华使馆文书，描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多国人士目睹日军暴行，记载长达一百九十余页；1991年，在美国发现的牧师偷偷摄制的日军暴行动态纪录片等。这些独立来源的历史档案都表明“南京大屠杀”这一悲剧的历史真实性。
——摘编自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课题》
(1)材料一中田中正明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请尝试从史料实证的角度批驳其观点。(2)根据所学知识，判断材料中“历史档案”的可信度，并从史料实证的角度加以说明。
美国饮食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兴起了一场饮食领域的革命，这场饮食变革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对饮食的空前关注。1980年代以前的零星作品多以单纯追溯饮食本身的历史发展与记录饮食民俗为主要研究内容。受新史学思潮尤其是法国年鉴派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重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等方面也被纳入史学研究范畴。
——摘编自刘晓卉《1980年以来美国的饮食历史研究》
材料二 美国学者关于本国饮食研究状况
| 学者 | 研究状况 |
| 玛丽恩·内斯特尔 | 探讨了食品行业里的权力斗争对人们饮食健康的影响。指出大的食品生产商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媒体宣传、营养学界的建议和消费者的选择，对大众的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
| 沃伦·贝拉斯科 | 将20世纪下半叶的饮食变革与社会运动相联系，阐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如何引发民众对其日常饮食进行反思并对现有的食物生产体系产生怀疑，进而促成这一时期饮食领域的运动和变革 |
| 哈维·利文斯坦 | 探讨了1880至1930年间以及1930至1992年间美国国民饮食的变革，分析了变革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等原因，并探讨了不同利益群体如政府、科学家、食品生产商等在美国人饮食结构变革上所起的作用 |
——据刘晓卉《1980年以来美国的饮食历史研究》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是哪些因素推动美国饮食研究不断拓宽的。(2)根据表2分析美国学者对本国饮食研究的视角及共同影响。
(3)若进一步研究美国饮食，列举还可以研究的课题及主要研究方法。（要求：课题和研究方法各列一项。）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内，年鉴学派从已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汲取了许多观点。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追寻跨学科的对话，扩展了历史学家赖以介入 过去的资料来源和问题。他们反对狭隘的、政治的和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方法，追求描绘全景式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在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表象之下，存在着长时段的经济和社会 力量的影响。同时，他们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反对个人和英雄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重视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还反对经验主义，试图寻求构建整体历史知识体系的独特路径。
——摘编自沈坚《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材料二二战后至20世纪70 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一直居于主流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战后民主改革及批判战前、战中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其社会思想 意识、历史教育均面临重塑。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恢复了战时被迫中止的学会活动，并主导 成立了一些新学会。同时，他们展开了对皇国史观等错误史观的批判，远山茂树认为战时的 日本史学缺乏客观性，是“非科学的”,今后的历史学要重视“科学性”和实证研究。1954年 前后出现了“太阁检地论争”和“寄生地主论争”,论争发展成为持续多年的研究热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但在内部进行活跃的理论探讨、著述活动，更着力在国民及学校教育领域推广唯物史观，迅速占据了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摘编自张艳茹《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
(1)根据材料一，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迅速复兴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围绕着上书未达光绪皇帝这个问题，有如下史料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清朝士大夫阶层对甲午战败的反应。(2)根据材料一、分析1899年康有为回忆公车上书的意图何在？
(3)根据材料二、概括茅海建对上书未达光绪皇帝的认识；并谈谈茅海建的论证是否科学合理，请说明理由。
(4)综合上述材料，从作者意图与史料价值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一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