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把疾病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主要通过祈祷、忏悔、集会游行、观瞻圣物等办法，净化灵魂，寻求上帝谅解，以平息神怒，消除疾病。16-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肆虐的疫病，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宗教疗法不再受到青睐，世俗医学大行其道。例如，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对于瘟疫，政府则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

——摘编自《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防疫等许多新的医学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传统观念的禁锢在短时间内难以打破，许多人仍然对西医抱有成见，对手术、打针等新式医疗手段避而远之，但在事实面前，成见的冰山终会逐渐消弭。

清末发生了遍及全国各省的大规模霍乱，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利用西方的显微镜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微生物，并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就是致病的元凶。借助报纸这一新兴媒体，先进的健康卫生观念被传播开来，报社专门刊登介绍瘟疫和卫生知识的“论说”，并提出符合西方近代卫生观念的预防和治疗之法，内容通俗，深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为防疫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中国国家历史》

材料一   汉代国家以平籴法建立常平仓，在丰收的年景国家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储在常平仓中，然后在荒歉时以低于市场价抛售，使备荒仓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后代所仿效和改进。隋唐时期国家除了设置常平仓之外，还以征税的手段建立义仓，并在灾荒时期无偿或者以借贷的方式救济灾民。北宋时曾对常平仓进行改革，实行以借贷为主的青苗法，南宋朱熹还倡导在乡村设立民间组织的社仓。明清时期也有国家兴办的预备仓、常平仓和地方兴办的社仓或者义仓。

——摘编自王一胜《中国古代备荒仓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

材料二   灾荒肆虐、灾害频繁曾是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一大顽症。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把灾荒救济提高到政治高度，广泛开展群众性救灾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民众有着系统而具体的防灾备荒措施。第一，历数往年灾荒，增强灾荒意识。第二，制定生产计划，开展节约备荒。第三，开荒抢种，节约粮食。第四，创办义仓，互济互助。第五，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此外，边区群众还依据长期以来形成的防灾经验，依据天象变化来判断灾情灾象。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边区群众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些生产经验在防灾备荒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杨东《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防灾备荒措施研究》

材料   “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表现农业生产的图画。已发现的汉代牛耕图皆位于北方州郡，南方地区尚未发现牛耕图像。这些农耕图像的题材内容从表现人力锄耕逐渐变为“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嘉峪关魏晋墓室耙地图有两幅，一幅系“二牛一人式”，一幅展现了另一种播种方式：前面一妇女播撒种子，其后一男以耰（yōu）打碎土块以覆盖播撤下的种子。唐五代时期的牛耕图多数展现了“二牛一人式”的耕作方式，少数为“一牛一人式”，主要发现于陕西三原李寿墓及甘肃莫高窟等地，且数量较多。宋代是我国耕织图发展的重要时期，楼璹（shú）绘制的《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南方农业耕作生产的全过程，后世依照楼图临摹和翻刻者众多。清代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临摹楼图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

——摘编自张铭《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

——摘编自毛曦《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条件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