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二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伴随着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急剧增长。黄河治理围绕除害兴利，水利建设进一步提速。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不断推进黄河治理的科学化及制度化。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黄河大堤得到重新修缮。从1978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设立水质监测站、加快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立法保护等工作。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黄河流域的治理“从以往以水质监测为主向以监督管理为主转变”“从以往比较注重微观管理向注重流域层面宏观管理转变”。此后，通过调水调沙、生态补水等一系列综合措施，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缓解，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材料一   汉代国家以平籴法建立常平仓，在丰收的年景国家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储在常平仓中，然后在荒歉时以低于市场价抛售，使备荒仓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后代所仿效和改进。隋唐时期国家除了设置常平仓之外，还以征税的手段建立义仓，并在灾荒时期无偿或者以借贷的方式救济灾民。北宋时曾对常平仓进行改革，实行以借贷为主的青苗法，南宋朱熹还倡导在乡村设立民间组织的社仓。明清时期也有国家兴办的预备仓、常平仓和地方兴办的社仓或者义仓。

——摘编自王一胜《中国古代备荒仓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

材料二   灾荒肆虐、灾害频繁曾是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一大顽症。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把灾荒救济提高到政治高度，广泛开展群众性救灾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民众有着系统而具体的防灾备荒措施。第一，历数往年灾荒，增强灾荒意识。第二，制定生产计划，开展节约备荒。第三，开荒抢种，节约粮食。第四，创办义仓，互济互助。第五，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此外，边区群众还依据长期以来形成的防灾经验，依据天象变化来判断灾情灾象。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边区群众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些生产经验在防灾备荒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杨东《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防灾备荒措施研究》

材料一   16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因粮食短缺引起的食物骚乱和农民反叛频发。为解决这一问题，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府设立农业促进会与示范农场总监等，支持农业竞赛，改良农业技术，传播农业知识。到19世纪中期，正常年份可以收获2.25亿公担谷物，比世纪初增长了50%。1861年，拿破仑三世废除浮动关税制，规定：用法国船只运输的进口谷物，关税减到每公担0.5法郎；用外国船只运输的，每公担则为1法郎。这使法国成为世界农业市场的一部分，外国的廉价农产品能快速运到国内需要的地方。当时，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面对国际市场的变化、战争和经济危机，法国粮食生产仍旧摆脱不了在过剩与短缺之间摇摆的命运。

——摘编自周立红《近代法国政府职能转变与谷物自由市场的建构》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初，农业在英国国民净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15.2%。英国的耕地总面积约为1840万英亩，1870年的小麦产量为3070万公担，本国生产的粮食基本能满足79%人口的需要。1895-1904年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占6.2%，许多农民离开土地。在英国政府看来，只要能保持其殖民体系，英国农产品供给就不存在问题。到1910年，英国小麦产量为1540万公担，1870年到1910年英国进口小麦增长了近3.5倍，英国进口的小麦占到国内消费量79.7%。到1914年，英国耕地面积变为1430万英亩，本国生产的粮食仅能满足35.6%人口的需要了。

——据《工业化及其启示》等

材料   “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表现农业生产的图画。已发现的汉代牛耕图皆位于北方州郡，南方地区尚未发现牛耕图像。这些农耕图像的题材内容从表现人力锄耕逐渐变为“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嘉峪关魏晋墓室耙地图有两幅，一幅系“二牛一人式”，一幅展现了另一种播种方式：前面一妇女播撒种子，其后一男以耰（yōu）打碎土块以覆盖播撤下的种子。唐五代时期的牛耕图多数展现了“二牛一人式”的耕作方式，少数为“一牛一人式”，主要发现于陕西三原李寿墓及甘肃莫高窟等地，且数量较多。宋代是我国耕织图发展的重要时期，楼璹（shú）绘制的《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南方农业耕作生产的全过程，后世依照楼图临摹和翻刻者众多。清代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临摹楼图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

——摘编自张铭《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

材料一   “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这是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0）所撰《历史》一书的开篇之语。在此之前，对于希腊人而言，神话就是他们的历史。《历史》前半部分以追问希腊与波斯之间战争的原因为起点，记载了希腊、西亚、北非等地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历史往事等内容，后半部分叙述希腊城邦与波斯之间战争的全过程，故该书又被称为《希波战争史》。它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方式，又本着“研究”的精神，常常分辨传说的真假与异同。作者赞扬雅典人，却并不肆意诋毁“异邦人”，承认东方民族具有比希腊更古老的文明。书中的不少记述是作者亲自调查得来的史实，如在埃及通过询问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僧侣，掌握了大量历史和文化知识。书中许多记载为后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等

材料二   《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所著，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间的历史，也叙述了汉朝周边各民族如朝鲜、匈奴和中亚、南亚各地的史实。全书以编年叙事的帝王“本纪”为纲，以人物“列传”为体，被称为“纪传体”，成为后来历代官修史书的正宗。司马迁以儒家的历史观为宗旨，前代深厚的历史学积淀基础上，坚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原则，常常表自己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甚至疑惑。《史记》充分利用各类先秦文献、汉朝政事档案等，客观、如实地叙述史实，并佐以司马迁的游历见闻及民间传说，力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