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二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伴随着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急剧增长。黄河治理围绕除害兴利，水利建设进一步提速。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不断推进黄河治理的科学化及制度化。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黄河大堤得到重新修缮。从1978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设立水质监测站、加快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立法保护等工作。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黄河流域的治理“从以往以水质监测为主向以监督管理为主转变”“从以往比较注重微观管理向注重流域层面宏观管理转变”。此后，通过调水调沙、生态补水等一系列综合措施，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缓解，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初期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与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不同点及背景。
材料一 中国古代典籍记述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强调家国同构的统治秩序。认同的是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合法性的世袭君王,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被视作虚幻的方外,为四夷居住区,拱卫中国。鸦片战争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西方的民主观念引入中国,如魏源详细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制,并推崇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早期维新派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国内政治,认为洋务派的做法是舍本逐末,甲午战败之后,梁启超强调“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而已。”以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在清末开展了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以期建立英国式分权立宪国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举起了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革命派认同了“合族”反帝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驱除鞑虏到反满,再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洲人进而提出五族共和并希望把五族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同时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含义即反帝。此后到五四运动合族反帝标志近代民族主义成熟,加上此前清王朝的灭亡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样近代民族民主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摘编自安树彬《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
材料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北京天安门、《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等核心元素所构成的国家形象符号体系,也在开国大典中实现了合法化。到1951年9月,全国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到2000多个县、数十万个乡,均在民选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政府,初步形成便于发挥高效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中共先后发布了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6个月内有效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支,建立起全国统的财税制度。通过“三反”和“五反”整治干部阶层的不良作风,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如实行企业民主改革、严禁烟毒娼赌恶习、废止封建婚姻制度、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等。制定并执行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例”等外交方针。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中苏两国缔结同盟条约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50年10月,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战争也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一一摘编自周良书《“新中国”观念的生成和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天下观的认同点,并说明近代前期民族、民主国家观念的形成具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措施所体现的显著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永定河属海河水系，清初“水患频仍”。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直隶巡抚主持冶河，改行河道，并在两岸筑堤防系统。竣工后，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下旨：“永定河工，照黄河岁修、抢修之例办理。”清廷设立永定河道，总理永定河事务，有近2 000名河兵常年修守。改名永定河后的40年内，下游漫溢、决口达20次。清中期以后，在永定河修建17处减水坝，各减水坝下均开挖有减水引河。一段时期内不再洪水泛滥，但河道淤积严重，到清末已成“墙上筑夹墙行水”的形势。
——据（清）《永定河续志》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大江大河治理中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1951年，开始在永定河上修建官厅水库，这是海河流域第一座大型水库。1957年，《海河流域规划》编制完成，其方针任务是：防止华北洪涝灾害，发展灌溉、航运、发电、工业城市给水。1963年11月，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海河流域各地分别成立“根治海河”指挥部，在工程实施中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根治海河”前期，每年用在水利建设上的劳动力达百万以上。骨干工程在用工与治理顺序上实现了各省市的团结协作。经不懈治理，海河流域的洪涝等自然灾害得到有效控制，“十年九荒”的历史彻底改变。
——据《海河志》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治理永定河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治理海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文官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万历皇帝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明朝的历史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即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摘编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二 政治恩赐制是中世纪及近代英国任用官员的主要方式，表现为政府官员不是通过考试，而是君主以恩赐方式将宫廷及政府官职授予其信任的贵族。……到了18世纪末，由于“恩赐制”的影响，文官系统相当紊乱……1854年，由当时的国会议员诺斯科特和杜维廉根据广泛的调查，提出了一项改革文官制度的方案，即著名的“诺斯科特一杜维廉报告”。……这样英国的近现代文官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一个相对独立于各个党派的文官团体开始逐步形成，成为英国政治力量中最为稳定的一部分。……在英国，常任文官实行公开竞考、择优录取的原则，这同时也是西方国家文官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原则之一。文官选拔考试的一般形式包括笔试、口试以及实际操作考试等。考试分两轮，首轮考试一般多采用笔试，复试则按所招文官的职位、类别的不同，采取相对灵活的录取方式。文官一经录用，非经法定事由或辞职，即可任职终身。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有改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明朝文官政治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仁宇为什么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中期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原因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西文官制度的异同。
材料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仁政″思想，扶助贫田人口往往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包括保障社会福利，国家财政可以通过社会救济等经济补助手段扶助那些生活贫的民众。社仓、义庄更多体现出宗族互助的特点，带有小农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明清以后商业逐渐发达起来，富有的商人大量涌现，他们通过慈善捐助的形式帮助穷人，使牧助行为更加社会化，体现出超越宗族的特点。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扶贫”》
材料二 清末民国的思想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在批判反思基础上，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到近代，人们将新的生产力与社会救济联系起来，提出“建仓储不如推广铁路轮舟″的思想，铁路轮舟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设。推动了社会救济的快逹发展，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人们出行逃亡的速度和救荒的效率。薛福成认为.兴建铁路，除了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物资迅速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救灾过程中赢得时间外，还由于需要“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嘹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可以大大地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扩大人民生计。
——摘编自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材料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蠃脱贫攻坚战，硝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摘自《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社会救助行为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意义。
6 . 材料一 明清时期封建巡视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首先是巡视监察法规的系统化。明清进一步加强巡视立法，清朝颁布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一部以独立形式存在的监察法规——《钦定台规》，中国古代的巡视法规达到系统化程度。其二是建立严密的地方巡视系统。明清延续了唐宋以来中央对地方巡视系统多元化的趋势，建立起三个互不统属的独立系统：一是监察御史系统，包括专差、巡按御史两种；二是按察司系统，职责就是按察所属的府州县，下设主要官员有按察使；三是督抚系统，督抚即总督和巡抚。其三是加强巡视官之间的互相监督。明清统治者规定同一系统或不同系统的巡视官员可以互相监察、互相纠举，以保证巡视体系正常运转。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梳略》
材料二 西方国家的问责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是责任政府的基本元素，其效力范围是整个国家，其约束的对象是整个国家的所有公职人员。西方国家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监督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达到全社会或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由于这种监督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国民性，因而这种监督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有力量
——《西方官员问责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中央对地方巡视制度强化的特点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国家对官员监督与中国明清时期的巡视制度的不同之处，并对中国明清时期和近代西方对官员的监督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