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1)据材料一述评孔子的办学思想。
(2)根据材料二归纳有关信息。你对此有何看法?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我国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什么趋势?
(4)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形成材料四状况的原因。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教育的看法。
2 . 在一些文献史料中如《荀子》、《礼记》、《韩非子》,认为周公篡位称王,而且是专横篡位。《史记》中记载周公是践祚摄政。而两千年后出土的禽簋铭文记载:(成)王伐奄侯,周公谋(帮助谋划)。以上史料记载的差异说明( )
A.时代环境影响历史记述 | B.史料运用需要甄别互证 |
C.客观真实历史不可企及 | D.考古发现决定历史认知 |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A.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存在同道性 |
B.史学研究必须引入西方各种史学流派 |
C.史学理论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 |
D.后现代史学理论成为中国史坛的主流 |
材料 海权意识
出处 | 内容摘要 |
邱伟云、严程《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边疆概念群研究》 | 宋代虽然有海界之说,但却没有将海洋本身纳入对国家疆域的思考;明代虽然已经十分关注东南沿海问题,但仍然作为“海域”,而非“海疆”问题进行讨论;近代“海疆”作为一个概念,成型于清代晚期。 |
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 晚清时,以“西北史地学”为代表的边疆治理研究掀起第一次高潮,时人开始认识到重核心区轻边缘区的思路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海塞并重”的观念逐渐占据主导。 |
郑剑顺《严复的海权观及海军建设思考》 | 严复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满足于陆地农耕生计,忽视海权,自弃海洋大利,结果导致国家落后,遭受列强侵略。如果中国有的强大海权,就能获得海洋利益,也可避免被强敌侵扰。 |
曹立、何广顺《建设海洋强国》 |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权观。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
材料一 清代在二百多年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治河技术……清代在设河道总督,总理黄、运两河事务的基础上,又增设副总河一人专管河南事务,沿河各省均设有管河道,河道两岸按所辖地界分设管河同知、通判县丞、主薄等职务,分段管理河务。康熙年间,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综理黄河事务。靳辅在黄河两岸整修了千里长堤,修筑了从云梯关到海口的束水堤18000余丈,以堤束水,增加河水的冲沙能力,并对海口进行疏浚。同时靳辅总结群众的经验,在堤上广泛植柳,制定了堤防的维修、养护制度。……为加强堤防管理,清代还改河夫制为河兵制,实现了准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明。河兵平时专门练习填筑之事,经验丰富,每遇险情,河兵抢险井然有序。……乾隆中期以后,黄河淤积愈来愈重,治理难度加大,清廷在拓展机构的同时,加大了治河的投入,但黄河始终无法走出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怪圈。
——摘编自王伟《当代和清代黄河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泰晤士河是英国最重要的河流。随着伦敦城人口的剧增,泰晤士河成为伦敦城的露天下水道,居民将大量的垃圾直接排放到河里。1858年,持续一月有余的“大恶臭”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1859年,英国开始着手建设下水道系统,将取水口和排水口进行分离,1875年覆盖全程的下水道系统完工,至此,霍乱这一严重传染病再未大规模爆发。1866年,议会授予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权力,由其负责河道及周边水域的治理,泰晤士河有了权责明晰的全流域管理机构。19世纪70年代,议会先后通过《公共卫生法》《河流污染防治法》等,为污染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英国的泰晤士河恢复了良好的生态。
——摘编自郑成美等《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及其治理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治理黄河的措施。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后期失败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泰晤士河治理的背景及其积极作用。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河流治理的认识。
A.史学理论发展滞后于科学研究 | B.新闻媒体报道不具备史料价值 |
C.求真求实是史学研究核心要义 | D.概念命名应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
A.要研究《史记》成书背景才能理解作者的立场 |
B.只有先确定史学研究视角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 |
C.历史研究中田野考古和文献资料应互相印证 |
D.对历史研究中的常用范式应持谨慎客观的态度 |
材料一始皇还……浮江,至湘山(君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 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使……红色)其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始皇)廿九年四月己卯,丞相臣(隗)状、臣(王)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南至苍梧,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臣状、臣绾请:“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封山禁伐)。 臣敢请。”制曰:“可。”
——岳麓书院所收藏出土秦简之“秦始皇禁湘山”诏书
材料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 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卵)觳,毋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
——《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
(1)材料一、二是探究秦始皇是否在湘山“伐树赭山”的史料,判断其史料价值高低,并说明理由。研究此问题还可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请至少列出两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从国家治理角度简评秦始皇。
材料一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内,年鉴学派从已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汲取了许多观点。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追寻跨学科的对话,扩展了历史学家赖以介入 过去的资料来源和问题。他们反对狭隘的、政治的和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方法,追求描绘全景式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在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表象之下,存在着长时段的经济和社会 力量的影响。同时,他们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反对个人和英雄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重视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还反对经验主义,试图寻求构建整体历史知识体系的独特路径。
——摘编自沈坚《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材料二二战后至20世纪70 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一直居于主流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战后民主改革及批判战前、战中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其社会思想 意识、历史教育均面临重塑。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恢复了战时被迫中止的学会活动,并主导 成立了一些新学会。同时,他们展开了对皇国史观等错误史观的批判,远山茂树认为战时的 日本史学缺乏客观性,是“非科学的”,今后的历史学要重视“科学性”和实证研究。1954年 前后出现了“太阁检地论争”和“寄生地主论争”,论争发展成为持续多年的研究热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但在内部进行活跃的理论探讨、著述活动,更着力在国民及学校教育领域推广唯物史观,迅速占据了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摘编自张艳茹《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
(1)根据材料一,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迅速复兴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