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签订和约）,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摘自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观诸国之海军表，其国力竞争之消息，可以默喻矣。”他还指出，国家生存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的土地包括领海，认为海才是国的界境。因此，他积极呼吁政府向西方国家订购“各项海陆空新式武器”,聘请外国军事专家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学生，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孙中山便向国人大声疾呼；最先可以灭亡中国的是日本。为此，他在捍卫海权的宣传中，常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未来的假想敌，从国家战吆上唤起人们的警觉。
——摘编自《“海洋梦”系列丛书·走向深蓝中国海洋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魏源海防思想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魏源海防思想与孙中山海防思想的异同。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海防思想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伦敦绿带政策是在英国的城市化基本完成时才出台的。1942〜1944年，艾比克隆比主 持编制了著名的英国大伦敦规划。该方案在以伦敦为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 到外划分了四层地域环：内城环、近郊环、绿带环和外层农业环。其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通 过绿带限制主城区的无限扩张，通过发展城市远郊区的卫星城镇，以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 开发压力。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伦敦城区在不断蔓延，而城市蔓延在严格意义上 说是由郊区化引发的，即在城市化后期，由于交通运输的革命，英国开始出现郊区化的趋势， 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从城市中心地区外移，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伦敦商业中心区及 其毗邻地区。也就是说,英国绿带政策所要控制的是由郊区化所引发的城市扩张，在19世 纪后半期，郊区化已经使得伦敦商业中心区急剧衰落。
——摘编自谢欣梅《北京、伦敦、首尔绿带政策及城市化背景对比》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后，天津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天津由“扼六路之中心，当九河之尾间， 外通洋海",逐步变成了列强向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倾销工业制成品并掠夺原料的跳板。天津 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向更广远的区域延伸，水陆交通的便利使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 均成为天津这一城市的直接经济腹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更成为“满、蒙、直、豫、 山、陕、甘、新物产之总出纳地，世界货殖之一大灌输场"。以河北为例，据1933年河北商品 陈列所检查，在全省存在小麦外销的36个县中，有3个县向北京供应小麦，13个县供应给 天津，11个县同时供应给京、津。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贸易区域北控直隶全省及 内外蒙古；西连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南至河南、山东之北部，除上海外，无与伦比"。凭借 着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贸易区域总面积，天津成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区域、北方的经济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地区成为“天津城市”的“乡村地带。天津城乡体系的涵盖范围和隶属 层次大大提升。
——摘编自任吉东《近代城市化进程下的华北城乡变局——以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 为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天津和伦敦成为近代大都市的相同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伦敦相比,近代天津发展的有利条件。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当时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宋人尤其是宋代理学士人对书院教育各项制度的建设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宋代私立书院教师多由创立者自己或聘请有成就的平民学者出任，而公立的书院由朝廷任命有声望的官员士大夫出任。书院的主管者称为山长，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书院，其下还有负责教学工作的“堂长"和“讲书""，及维持教学纪律的“堂正"和“学录”。南宋后期，官学化的书院对教师的选任更为严格，规定其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有出身的官员。……在书院讲学过程中理学思想体系也更加严密，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故南宋后期理学再次兴盛之时，其势力遂不可阻挡，从而成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官方的统治思想。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材料二 13世纪末，人们开始以一种新颖的主动的态度来探讨教育问题。经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以及欧洲各国世俗学校的普遍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目的远远不限于神职人员，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应进行了重大调整。……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形成是对中世纪“一切为了上帝”的“以神为本"思想的批判与扬弃。……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课程的重点由教材转向学生，主张学习者是教育的中心，强调课程的设计应完全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
——摘编自孙雪《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教育观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书院的特点及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教育的重大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李维是罗马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罗马史》是按年代顺序写成的通史。在西方史学中，首创通史体例。他在《序言》中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你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他的前“十书”具有诗歌般的格调，堪称罗马的散文诗，可与《伊尼特》媲美。历史家一致称道他对汉尼拔的描写。尽管汉尼拔是罗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是李维在揭露他惨无人道、背信弃义等特点的同时，却肯定了他与士兵同甘共苦、英勇善战等品质，特别是对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叙述，生动地再现了这位天才的军事家随机应变、坚韧不拔的精神。
——摘编自王乃新《李维和他的＜罗马史＞》
材料二 班固的《汉书》在中国史学历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班固的才华得到明帝的赏识，这使得班固有更多机会利用到皇家图书资源。《汉书》完整的记录了西汉的历史，上迄汉高祖建汉，下至王莽灭亡。它创立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在创作《汉书》的表、志的时候并没有仅仅将眼光局限于西汉一朝一代，而是追根溯源，详细叙述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这使制度的变迁一目了然。纵观整部《汉书》，班固用了最大量的笔墨与篇幅进行了列传的创作，并在每传之后进行评述，这些评述也反映出班固卓越的史识。
——摘编自陈姝君《李维与班固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维与班固作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罗马史》与《汉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撰写史书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君主及其权力行使受到一些制约。如嫡长子继承制商周之际即已确立，多为秦以后的王朝所奉行。中国封建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故祖宗家法和先主故事成为当朝君主的不成文规范，谏官往往引之以为封驳皇帝诏旨的理论依据。儒家鼓吹“唯天子受命于天”，理想的君主是古圣先贤的化身和天意的代表。有德成了获得君权的必要前提，否则“天怒人怨”便可能失去君临天下的资格。除此之外，谏诤、宰相和朝议决策等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君权。
——摘编自孙秀民、楚双志《中国古代封建君权制约述略》
材料二 中古西欧，在原始军事民主制传统影响下，新兴的王权孱弱，法令制定、征税、外交与防卫事务、王位继承、要案审理等在贵族会议上提出咨询。7世纪中期，西哥特国王雷瑟斯温斯声称，国王与民众都应当服从法律，“无论什么地位的人都不能将其置身于法律的监管之外”。教会鼓吹王权神授，依据“灵魂得救”高于“肉体生活”的信条，主张教权高于俗权。封君封臣制以封君与封臣之间个人“约定”为基础，要求双方按约定的权利与义务来行事，否则“约定”就自动解除。
——摘编自孟广林《中西封建君主制中的“法治”与“人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国与中世纪西欧在限制君权方面的主要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韩非子的思想呈现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下面的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陆玉胜《韩非子法制思想的再阐释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的思想权威,而“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董仲舒借鉴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将儒学哲理化,完成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宇宙论证明,在儒学史上首次建立了儒学形而上学的基础。此后,儒学不仅由民间升入庙堂,而且更具有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经学思想的传播,导致儒学的“子学时代”终，“经学时代”始。
——摘编自陈寒鸣《“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子法治的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代“独尊儒术”局面形成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新儒学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