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一《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钩”“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
| 图：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 |
史料三《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材料二 传说大禹铸九鼎，鼎上即有九州地图，称《山海图》。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具有比例的概念，地图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种类为军事图和各国各地区图。
汉代的地图种类更多，出现了地形图、城市图、宫殿图等，涉及的地域也扩大到汉朝周边。
西晋裴秀提出了“制图六体”的理论，并绘制了《禹贡地域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图集。
隋唐时期的地图有了等高线的概念，有的还附有文字，记载了户口、赋税、山川等，形成了全国性的图经或图志，并成为朝廷制定和实施政令的依据。
南宋时期，印刷地图出现。
明代的地图《广舆图》开创了系统地使用图例和“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并经印刷而大量发行。
宋代至明代，各类航海图也相继出现。
明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将投影法、经纬度测量法带入中国。清朝政府在传教士的协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纬度测定，绘制了《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标志着中国传统制图技术达到顶峰。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签订和约）,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摘自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观诸国之海军表，其国力竞争之消息，可以默喻矣。”他还指出，国家生存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的土地包括领海，认为海才是国的界境。因此，他积极呼吁政府向西方国家订购“各项海陆空新式武器”,聘请外国军事专家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学生，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孙中山便向国人大声疾呼；最先可以灭亡中国的是日本。为此，他在捍卫海权的宣传中，常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未来的假想敌，从国家战吆上唤起人们的警觉。
——摘编自《“海洋梦”系列丛书·走向深蓝中国海洋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魏源海防思想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魏源海防思想与孙中山海防思想的异同。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海防思想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 过去的历史学家，通常以政权为中心谈论和研究历史，并且以一个政权疆域的大小，或者持续时间的长短，作为评价一个政权好与坏的标准。比如中国古代的史官对秦朝和隋朝的评价比较低。这两个朝代疆域并不算小，但它们都是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还留下了暴政的名声。相对于秦朝和隋朝，人们对汉和唐的评价则很高。因为很显然，这两个朝代的统治时间都很长。而且在他们统治期间，中原地区相对稳定。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通常会把秦汉，隋唐放到一起来看待。因为汉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继承了秦的制度。而唐取代隋，不过是统治者从关陇集团中的杨家变成李家。
——摘编自吴军《世界文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今历史学家们看待历史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原因。
材料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英方为此专门绘制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一图（图3）。该图的绘制与印刷均由英国官方授意，耆英等中方代表在画中的不同形象，反映出英方对中方官员的态度差异，进而影响了清廷对战后中英交涉负责官员的选派。与该图配套的人员名单和相关图像资料，暗示了中方翻译在交涉中的参与和“康华丽”号的精确停泊位置，亦呈现了中方官员在签约谈判过程中的部分表现。该图作者在画面结构、人物形象、设色等方面都进行了精细设计。例如，居于画面正中位置的人物是中方负责签约的钦差大臣耆英，但在他头顶的正上方绘着一幅英国女王的肖像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绘制及印刷这幅图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辨析这幅图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将图片等艺术作品作为史料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史学对世界的认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以来中国史学对世界认识的变化，并概括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初期（即战国及其以前），在官吏的物质待遇方面，一般采用分封的形式，按奴隶主贵族的尊卑等级封予一定的土地和奴隶（或奴仆），以在该领地上的剥削收入供其支配享用。战国时期产生了封建官吏俸禄制度，当时各国的俸禄大多采用实物（主要是粟），其标准和计量单位也不统一，秦朝开始才有了统一的俸禄制度。与秦汉相似，隋唐时期官吏也分品级，唐代百官除正常的俸禄外，还可按月领取俸料，所谓俸料包括厨食料（如薪炭）、衣服料（如绸缎）、办公料（如纸笔）等都属于这一类。
——摘编自柏铮主编《中国古代官制》
材料二 明代官俸制度的最终确定是在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给禄米，论功定数，责成他们各归旧赐田于官”，把核定官俸与文武官员的品、阶、勋相结合，根据官制统一按月发放官俸。官俸折钞始创于明太祖，全面施行则从明成祖开始。与唐宋时期的厚禄相比，明代的俸禄可谓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时深情地说道：“今日贪取之风，所以固胶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摘编自张兆凯、陈长泉《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官俸制度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官俸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官俸制度与以往相比出现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下图是为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虎溪三笑图》，展现了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334-416年）在同挚友陶渊明（365-427年）陆修静（406-477）欢聚以后，出寺门同二人告别的场景。画面中，三人因为谈兴甚浓，不知不觉走过了“虎溪”，瞬时，守山虎大吼，三人惊觉，倏尔会心大笑。
南宋《虎溪三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摘编自《<一团和气>宪宗画西域藏图揭传承》
材料二 历代以“虎溪三笑”典故为题材的绘画作品（部分）
| 时代 | 名称 | 作者 | 画作特点 |
| 南宋 | 《三高游赏图》 | 梁楷 | 画面背景极为简化，画面简洁明了，显示了“边角之景”的时代绘画风格 |
| 元初 | 《虎溪三笑图》 | 颜辉 | 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 |
| 明代 | 《三笑图》 | 释担当 | 背景描绘用笔寥寥，人物描绘“宁拙勿巧，宁丑勿媚”，注重情感的宣泄。 |
| 乾隆时期 | 《虎溪三笑图》 | 陆吉安 | 技法兼有西方影响，作风工整细密，而无新意。 |
——摘编自秦淑芳《从历代同题创作
——〈虎溪三笑图〉的艺术特色看其创作风格流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该作品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时期作品的特点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
材料一 1851—1910年，清王朝多次派员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博览会上中国展品除以农渔牧及其副产品、矿产品、手工制品等为主外，还有古玩、祭器带有文化色彩的器物，得奖的也大多是诸如景泰蓝、丝绸之类的展品。清王朝参会的展场布置既建辕门、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甚至设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容像；还陈列对联、灯笼、绣画等物品。场馆的命名或称为“大清国”，意为“大清朝”，或称为“中华公所”，富含“中华文化”意味。但西方强国却对晚清中国不屑一顾，除了在会场上刁难中国人外，还将中国视为殖民地和“半开化的国家”。
——摘编自洪振强《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
材料二 1951—1957年，中国共参加了20多次大型的国际展览会。在场馆的陈设上，凸显了天安门、国旗等，而在1956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国旗与苏美英等参加国国旗并列。参会的展品全面展示了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建设成就，其中重工业展品居于突出的位置，如195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展会上，重工业品的比重为40%。参加展会的观众也改变了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除了工业品，中国还借展品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海外的观众纷纷为中国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赞叹不已。
——摘编自夏松涛《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形象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参展的特点并指出其塑造的国家形象。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参展的意义并分析新中国与晚清国家形象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