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文关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古代人文关怀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国人文关怀和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共同价值。
材料一 文官制度正式确立于秦汉时代。最初，职业文官与世袭贵族并驾齐驱。文官势力的第一波壮大，发生在汉武帝执政前后。内外朝、察举制、回避法、致仕制、考核考察等制度都是这一波浪潮的产物。文官势力的第二波壮大发生在隋唐。在平民阶层的支持下，隋唐文官制度迅速走向成熟。宋朝或许是文官势力的高峰。文官集团刚刚配合皇权，取得了针对门阀贵族的全胜，并且得到了新兴的平民阶层的支持，迎来了蓬勃、宽松的发展。但是，君权排他与独裁的本质，在动荡局势的掩护之下，打破了君臣共治的均势，文官势力也从峰顶跌落到康雍乾时期的谷底。
材料二 文官士大夫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产，它横跨政治和社会，兼具官员、文人、乡绅等多重身份，是中国历史稳定和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回避制、人事铨叙、监察考核和日常管理等内容督促文官群体强化帝国各部分的治理，汲取资源，向上负责，效忠帝王。文官制度中包含着追求效率、清廉、民本等原则，文官士大夫在实践中秉承的中庸、谦让、勤勉等人生态度，沉淀为中国历史的宝贵遗产。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程《中国古代文官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作用。
材料- 20世纪初，近代学堂大规模兴起。1902年到1911年，近代学堂由700余所发展至52500所，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163万多人。新型的大中小学、师范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纷纷出现，各级学校之间相互衔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和自费留学，采用学业考试和授官考试的办法对回国留学生实行出身或官职奖励，1901年留日学生不过200人，1904年达3000多人，1905年增加到8000多人。但是这些新式学堂的毕业生，经过考试进入到仕途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使学生及新知识群体破坏性功能超长发挥，而建设性功能受到抑制。
——摘编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以后，相当多的人士关注教育问题，坚持教育救国。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重要使命，蔡元培将民主和科学精神植入北大，树立优良学风。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发展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执著探索。除此之外，政治集团的领导人也特别注重发展教育。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列宁小学、劳动小学等，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又创办和续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高等学校。
一摘编自关威《中国近代教育历程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末废除科举制后社会的新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近代教育实践对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国家以平籴法建立常平仓，在丰收的年景国家高于市场价收购粮食储在常平仓中，然后在荒歉时以低于市场价抛售，使备荒仓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后代所仿效和改进。隋唐时期国家除了设置常平仓之外，还以征税的手段建立义仓，并在灾荒时期无偿或者以借贷的方式救济灾民。北宋时曾对常平仓进行改革，实行以借贷为主的青苗法，南宋朱熹还倡导在乡村设立民间组织的社仓。明清时期也有国家兴办的预备仓、常平仓和地方兴办的社仓或者义仓。
——摘编自王一胜《中国古代备荒仓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
材料二 灾荒肆虐、灾害频繁曾是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一大顽症。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把灾荒救济提高到政治高度，广泛开展群众性救灾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民众有着系统而具体的防灾备荒措施。第一，历数往年灾荒，增强灾荒意识。第二，制定生产计划，开展节约备荒。第三，开荒抢种，节约粮食。第四，创办义仓，互济互助。第五，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此外，边区群众还依据长期以来形成的防灾经验，依据天象变化来判断灾情灾象。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边区群众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些生产经验在防灾备荒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杨东《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防灾备荒措施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古代中国备荒制度的特点并简要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与古代相比，陕甘宁边区备荒制度的不同点并简析其成因。
材料 自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认识到加强国家政权自身廉政建设的必要性，主张调整改善治政策，强调统治阶坂成员应当讲求从政道德，但仅停留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理论说教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廉政制度。战国至秦汉时期，新兴地主阶坂出于夺取政权和现国政权的需要，开始实行了一套以驭臣治吏为重点的较为系统的封建廉政制度，在官吏的选技、任用、考课、奖惩等一系列环节上制定了相应的具体规定，奉汉以降至隋唐时期，治者加强了在整吏治方面的努力，制定了系统化的有关官吏执行职务，治官吏犯罪的法律规范一一《职制律》，各项封建廉政制度不断完善并逐步形成，至明清时期，一方面，以驭臣治吏为基本内容的封建廉政制度在形式上发展得比以前更为成熟完备；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各项廉政制度本身所国有的局限与弊端别表现得比以前更为明显，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但却不可能改变封建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摘编自余青华《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各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突出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明清时期廉政制度建设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廉政制度建设的影响
材料一 14～15 世纪的英国，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疾病和瘟疫严重困扰着英国人口发展，致使英国人口呈长周期衰落。18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2%，1851～1855年平均每年仍达33. 9%。与此同时，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1749～1759 年，英国出生在医院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15，1799～1800年下降到1/118。 上述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18 世纪中期以前，东南部和伦敦因其自身自然经济条件优越而人口发展最快、密度对大、数量最多，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英国重要产业棉纺和煤炭钢铁工业迅速在英国西北崛起，人口的重心也随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据统计，1696 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随着人口的集中，一大批大城市迅速崛起。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在中国共设立商埠92处，在23个城市开辟了租界和租界地。通商口岸城市仅占城市总数的1.6%，而人口却占城市总人口的28%。外国学者曾估计说:“1853年，上海租界内住有中国人约500名，自1853～1854年间，因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发生战争，逃难移入租界的人数激增。紧接着太平军来攻，1860年租界人口一跃而达30万人。20 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近代中国，农业过剩人口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不可能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非但不能解决农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摘编自行龙《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并说明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相比，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显著特征，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