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受工业革命影响，英国伦敦人口在1831年达到159.5万人。当时，伦敦虽然形成铁路干线的基本格局，但并没有解决城市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不过，铁路建设为后来伦敦地铁的修建积累了经验，准备了人才和技术的条件。市政律师查尔斯·皮尔森提出修建地下铁路的建议，并做了大量游说工作，使修建地铁的法案在1854年获得伦敦市议会的通过。伦敦市政府组织强烈支持地铁工程，并购买了价值200000英镑的都市地铁公司股份。经过四年施工；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于1863年在伦敦正式开通。地铁不仅使人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往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而且把大量市中心人口疏散到郊区。1877年，伦敦区域地铁线路延伸至威斯敏斯特，从而推动了贝德福德公园的开发。还有在肯辛顿附近举办过许多展览会，每年大量游客都蜂拥而至，这主要归功于地铁公司发行了只需1便士的往返票。

——摘编自贺鹭《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地铁》

材料二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地铁于1965年开工。作为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修建包含着无数创业的艰辛。由铁道兵等组成的施工队伍，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地铁一期工程就建成通车。受“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影响，北京地铁建成了一条不符合运营要求的“战备线”。1978年，北京地铁全体职工经过许多不眠之夜的连续奋战，改造和整治设备，为首钢等西郊大厂上万名职工提供了上下班交通工具，为他们每天减少一个多小时的出行时间，而且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地铁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起到关键作用。1996年，北京地铁开始实行3分钟间隔运行方法，地铁早、晚高峰的拥挤现象得以缓解。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中心区人口、产业向新城转移，由地铁等方式组成交通网连接通州、大兴等新城。到2050年，中心区至较远的卫星城可在70分钟左右到达，为把北京建成宜居城市提供便捷、舒适、环保的交通服务。

——摘编自王德兴《北京地铁40年》

材料一   1835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允许在大多数纳税人要求建设公共园林的城镇动用税收兴建城市公园，希望用这种方式改善城市公共卫生。从19世纪40年代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建设城市公园的热潮。1843年建设、1847年开放的利物浦伯肯海德公园是英语世界公认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

——摘编自赵晶《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形成及发展》

材料二   1928年，美国内务部和陆军部共同向国会提交法案，法案首次提出“国家历史公园”一词。1931年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办Yorktown英国投降150年盛大庆典，充分显示了该局对重要历史遗址的成功保护利用，从而助推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历史公园——Morristown国家历史公园的申报进程。1933年，国家公园管理局确定Morristown国家历史公园法案草案，并强调国家历史公园“与国家公园系统中美国西部自然景观项目具有同等地位和尊严”，该法案获国会通过。1935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了历史遗址和建筑部，并通过《历史遗址法》。这些行动都使国家公园管理局更有能力承担更广泛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职能，对国家历史公园建设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国会还相继批准了Colonial（1936年）、Saratoga（1938年）、林肯出生地（1939年）、JeanLafitte（1939年）国家历史公园。……

——摘编自王京传《美国国家历史公园建设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英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1848年、经过议会辩论，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法案规定：“在代表中央意志的大都市伦敦首先创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广泛任命检查巡视员，派他去管理地方上的那些分支委员会。”这使得地方政府强烈不满，由此，1858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71年，议员提出并成立了地方政府委员会，推动议会颁布了1872年《公共卫生法》，1875年，又颁布了强化、巩固有一切成果的《公共卫生法》，规定“任何被通报为污染物制造者的受委屈个人都有中诉抱怨权”，这使得检查员所做的工作极易遭人误解，这些法案连同1875年的《食品和药物法》“共同构筑起了英国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公共卫生立法和管理制度的基础”。

——摘编自王广坤《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批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到196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2499个．与1952年相比，机构增加了16倍、医师（技师）增加了11倍、卫生部还先后颁布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1964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思路，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9年，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摘编自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

材料一   18世纪后期开始的英国工业化运动给城市带来了沉重的社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巨大的住房压力使工人聚居地沦为城市贫民窟。生活垃圾在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大量排放的烟尘及有害气体严重污染了空气，不断损害着居民的身体健康。经济危机动辄导致数十万人失业，越来越多的工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同时，新兴的城市街道狭窄，建筑物品质低劣而且杂乱无章，缺乏整体环境方面的考虑，城市社会问题使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在社会分配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干预，使早期的城市社会问题得到了初步治理。

——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提出了系统的城市管理思想，成功地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努力把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产业工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是实现城市管理的最基本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工作做不好，城市工作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在中央的指导下，城乡兼顾与城乡互助成为当时城市管理的重要思想。同时，在各大城市，政府还出面邀请若干人组成各界代表会，代表会成为政府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事的一种较好的组织形式。在党的城市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快速恢复和发展了城市生产，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经受住了执政的最初考验。

——摘编自莫岳云《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管理思想》

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

材料一16—19世纪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摘自谷延方《重评圈地运动与英国城市化》

材料二 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工业村庄和小城镇的发展，圈地运动、海外地域的扩张和殖民地贸易的发展，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加之，科学技术和运输革命使人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为增强，从而推动英国社会生活重心向城市进行转移，进而成为世界上早实现城市化的国家。

材料三 英国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由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济贫院，收容救济老人、孤儿、残疾人。1933年，英国颁布《工厂法》，限制儿童的工作时间并为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根据《工厂法》建立了检查员制度，并制定了有关通风、温度和工作时间之类的规则。根据1920年劳埃德·乔治的《失业保险法》，政府扩展了1911年的计划，几乎涵盖了所有年收入不超过250英镑的手工劳动者和非手工业劳动者。这样保险涵盖的范围就从400万工人扩大到1200万工人。依据《老年抚恤金法》的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人享有获得标准规模的抚恤金（每月5先令）的权利，而不需要支付任何税款。1919年又提高到10先令。在1919—1939年间，英国共建筑了130万幢公用住宅，300万幢自用或出租的房屋，所有的房屋建筑都有政府补助。

——摘自《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失衡及其调整》

材料一   14～15 世纪的英国，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疾病和瘟疫严重困扰着英国人口发展，致使英国人口呈长周期衰落。18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2%，1851～1855年平均每年仍达33. 9%。与此同时，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1749～1759 年，英国出生在医院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15，1799～1800年下降到1/118。 上述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18 世纪中期以前，东南部和伦敦因其自身自然经济条件优越而人口发展最快、密度对大、数量最多，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英国重要产业棉纺和煤炭钢铁工业迅速在英国西北崛起，人口的重心也随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据统计，1696 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随着人口的集中，一大批大城市迅速崛起。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在中国共设立商埠92处，在23个城市开辟了租界和租界地。通商口岸城市仅占城市总数的1.6%，而人口却占城市总人口的28%。外国学者曾估计说:“1853年，上海租界内住有中国人约500名，自1853～1854年间，因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发生战争，逃难移入租界的人数激增。紧接着太平军来攻，1860年租界人口一跃而达30万人。20 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近代中国，农业过剩人口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不可能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非但不能解决农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摘编自行龙《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

材料一   在近代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城市所特有的空间结构一各 类建筑交叉林立、城市布局混乱等,导致了“城市病”的产生,而自由放任大背景下，市政当局的无为而治成为“城市病”蔓延的重要原因。进入19世纪中叶后,以治理“城市病”为主要目标的城市规划运动开始兴起,并历经了公共卫生阶段、住房规划阶段、综合规划阶段。截至1939 年二战爆发前，通过调整和重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病”已得到缓解,工业城市的物质环境大为改善，由此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英国在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教训,给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编自梁远、刘金源《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二   近代中国城市在国家权力的主导和规划下,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空间重构,以礼制、宗法和王权为导向的传统空间布局,被以现代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及公共建筑为主体的现代空间布局所取代。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且因集权体制,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现国家意志和党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国民政府的空间策略促进了城市发展,并在改变城市空间格局的同时,影响着城市住宅分异,强化了社会分层,使下层平民无法享受到公平的空间权利,政府未能完全承担起建立“空间正义”的责任。

——摘编自陈蕴茜《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