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新工党上后以后，主张“第三条道路”，平衡经济发展和城市社会环境的同步更新。1998年政庭成立“城市工作组”,综合高品质设计、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政府治理等多方面的原则与描施。政府将工业遗迹改造为新的消费、创意空间，为工业化时期的“不良资产”注入后工业时代的新功能。政府推动以提升公共空间质量为目标的内城再美化运动，内城中心区得到改头换面的提升。政府意识到郊区化对发展经济的潜在价值：新城及“边缘城市”适于培育知识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郊区风情的文化产业，可以形成更具经济多样化及竞争力的“郊区增长极”。政府还提出“可持续城市设计”，核心主张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居住需求的同时，带动“绿色产业”发展.

——摘编自杨震《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英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1848年、经过议会辩论，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法案规定：“在代表中央意志的大都市伦敦首先创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广泛任命检查巡视员，派他去管理地方上的那些分支委员会。”这使得地方政府强烈不满，由此，1858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71年，议员提出并成立了地方政府委员会，推动议会颁布了1872年《公共卫生法》，1875年，又颁布了强化、巩固有一切成果的《公共卫生法》，规定“任何被通报为污染物制造者的受委屈个人都有中诉抱怨权”，这使得检查员所做的工作极易遭人误解，这些法案连同1875年的《食品和药物法》“共同构筑起了英国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公共卫生立法和管理制度的基础”。

——摘编自王广坤《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批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到196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2499个．与1952年相比，机构增加了16倍、医师（技师）增加了11倍、卫生部还先后颁布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1964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思路，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9年，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摘编自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

材料一   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拥挤的地窖和阁楼（法国）里尔和鲁昂得到了复制，工业贫民窟的恶劣后果引起了医生、作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关注。波德莱尔问道：“无论一个人属于哪个党派……看到这些体弱多病的人呼吸着工厂的尘土，吞食着棉絮，身体被白铅、水银……浸透，在虱蚤之中，人类最伟大和最基本的美德在那儿与最刚强难化的罪恶、出自教养院的污秽相互依偎，怎么可能不被触动呢？”

——摘编自【美】乔治·罗森著《公共卫生史》

材料二   19世纪在铸造大口径磨光下水道和铁管方面的成就，使远距离供水成为可能，同时至少也能处理附近小河的污水……许多医务官能毫无困难地证明污秽拥挤和受污染的水和食物与城市传染疾病之间的关系……比河特丽斯和悉尼·韦布指出：19世纪是市政社会主义的世纪，大楼内每一项单地的改善都要求归集体所有并集体经营市政设施：自来水总管、蓄水池、导水管、抽水后，水总管、污水处理厂、污物处理场。

——摘编自【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一起源、演变和前景》

材料一   从17世纪起，伦敦是一座开放城市，因为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所以能相应地扩展。1666年，伦敦城区大部分和西部城郊的一半被一场大火破坏了。这样就有可能在同一规划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英国的首都。那时最著名的建筑家们呈交给国王一系列设计方案。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英国的君主政体才刚刚得到巩固，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实施这些项目的经费。伦敦出现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通过多种投资方式而形成的“装饰品”，他们建造的建筑物与众多私人或公用的公园、绿地相间并存；街道和广场四周是同样格式的建筑物，中间是花园。

——摘编自【意】L·贝纳沃罗著《世界城市史》

材料二   到了18世纪后半叶随着人口的密集，旧城区地下排水管网老化破损、城市道路泥泞肮脏，居民出行叫苦不迭，伦敦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了。伦敦人在以改善环境为目的的旧城区改造过程中，建设了花园广场、园林广场等意大利风格的广场。同时，郊外扩张也开始进行。18世纪后期开发的重点是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西部新居住区，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贵族绅士们开始涌入这里。伦敦的整体风格保持着“内富外贫”的传统城市模式。在19世纪后期旧城区穷人和富人共存的现象逐渐消失。

——摘编自【韩】李永石等著《一座城市一部历史》

材料   19世纪中后期英国议会的部分立法情况

1848年，通过《公共卫生法》，要求中央和地方当局集中处理工业城镇的污水和废弃物，并负责卫生饮水、排污、清洁等事宜；

1855年，通过《首都管理法案》和《消除污害法案》，规定成立首都工务委员会，全面负责英国的房屋、供水、排水系统建设与管理；

1868年，颁布《托伦斯法》，准许伦敦地方政府可以勒令住房卫生条件不过关的房主自己出钱把房子拆除或加以修理；

1875年、1882年、1885年，相继颁布三部《工人阶级住房法》；1890年、1894年、1900年，先后通过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授权地方政府拆除贫民窟区域中的建筑，建造和修缮下水道，提供供水等配套设施，用改造好的土地建造工人住房，并避免改造后的居住区过于拥挤。

——据胡常萍《19世纪中后期英国城市改造的启示》等

材料一   明清江南市镇的起源，早的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还比较少，到南宋数量就多起来了。明中期到清前期是传统江南市镇发展的高峰期。其间，个别的镇有兴有衰，总体数量不断在增加。明清江南市镇，在1909年以前，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建置。那里仍然是按乡村的规矩来编制地域（都、图、里、保），且与四周乡村犬牙交错，镇区内也有农田与农民它是政治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农村商品经济、市场贸易发展的产物。市镇具有乡村商贸市场“中心地”的性质，衬托并支持着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在我看来，明清江南市镇还是相当自由的，彼时政府管得很少，一切听任自然。在市镇可以感受到一般人的悠闲与淡泊。无论是戴毡帽的乡民，还是穿长衫的“先生”，街上相逢一笑，或许他们还是经常往来走动的亲戚，乡民认镇上人为干亲的也常有。生活很平常，人与人的感情靠得很近，没有城市里的那种疏离感与紧张感。

——摘编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田园城市”的思想，一直是城镇建设的一条重要考虑因素：建设一种结合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为了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受其思想影响，英国建设了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花园城市。现在的英国，很难再看见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人口向伦敦等大城市迅速聚集的“单向型城镇化”。相反，大城市人口向周围的小城镇、卫星城镇转移和流动成为了发展的主流。这一点，由于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网络而显得尤其成功。

——摘编自周逸《英国城镇化为何不大拆大建》

材料一   在英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市政当局无为而治，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以治理“城市病”为目标的城市规划运动兴起。到1939年，英国“城市病”得到缓解，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

材料二   英国城市规划运动进程

——以上材料摘编自梁远、刘金源《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一   14～15 世纪的英国，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疾病和瘟疫严重困扰着英国人口发展，致使英国人口呈长周期衰落。18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2%，1851～1855年平均每年仍达33. 9%。与此同时，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1749～1759 年，英国出生在医院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15，1799～1800年下降到1/118。 上述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18 世纪中期以前，东南部和伦敦因其自身自然经济条件优越而人口发展最快、密度对大、数量最多，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英国重要产业棉纺和煤炭钢铁工业迅速在英国西北崛起，人口的重心也随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据统计，1696 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随着人口的集中，一大批大城市迅速崛起。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在中国共设立商埠92处，在23个城市开辟了租界和租界地。通商口岸城市仅占城市总数的1.6%，而人口却占城市总人口的28%。外国学者曾估计说:“1853年，上海租界内住有中国人约500名，自1853～1854年间，因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发生战争，逃难移入租界的人数激增。紧接着太平军来攻，1860年租界人口一跃而达30万人。20 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近代中国，农业过剩人口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不可能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非但不能解决农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摘编自行龙《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