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北宋防洪记载较多，除黄河下游大量修防外，海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出现了堤防。将堤防按险要程度分为两类六等，冬春时备料修缮，调丁夫常达10万以上。宋代对黄河水文特征已有较多认识，将季节性涨水分为10期，根据经验可以预估汛水的到来。王安石提出新开浚手段，曾对黄、汴等河试行机械疏浚。有“铁龙爪扬泥车法”及“波川耙”等。北宋防洪议论很多，主张两河不能并行，迁城邑以避之，东西迁徙不要以人力干涉等，只能“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致大段漫流”等。北宋河防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曾编河防书292卷，已失传。
——摘编自毛振培、谭徐明《中国古代防洪工程技术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把防洪当作安民兴邦的大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防汛组织机构，编制了各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和必要的补充修订规划。加固新建堤防海塘27余万千米，大中小型水库8.5万余座，大中型水闸3500多座，重点整治了河道，开辟行蓄洪区98处，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9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报汛站8600多个，水文自动测报系统200多处；运用计算机、气象卫星等高科技手段预报洪水。制定和颁布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成功地抗御了长江1954年、松花江1957年、黄河1958年、海河1963年、淮河1991年、珠江1994年、长江1998年、松花江1998年等20多次大洪水，累计减少经济损失1.5万亿元以上。
——摘编自程晓陶《新中国防洪体系建设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河防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洪水防治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一 解决贫困问题，近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的治安法官开始探索济贫之道。16世纪末济贫法令出台之后，教区成为济贫管理的基本行政单位。教区组织募捐，救济无谋生能力成因粮食歉收而生活贫困的人。由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身体健壮的流民数量剧增。亨利七世初期，地方“根据法令对流民进行囚禁或公开惩罚”，诺里寺市在1570年设立流民感化院或救养院。各市镇通过警告不雇用帮工的雇主、惩罚懒惰者等措施，强制流民劳动。同时，通过建立纺织厂和磨坊、购买大麻和羊毛等原材料、建立劳动救济所等途径，为穷人提供工作。随着济贫法等法令的颁布，英国济贫法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直沿用到19世纪。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主张实行有限度、有条件的救济。1834年，按照新济贫法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打破郡的边界，把之前的15000个教区组合成为700个教区联盟。教区联盟在中央济贫法专员监督下提供济贫服务。新济贫法允许不同教区间的贫民自由流动，还规定贫民如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但进入济贫院的贫民没有选举权。济贫院大多为混合济贫院，按照贫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强制性隔离。济贫法局对患痛者和儿童提供贫民医疗救济、济贫法学校。据统计，1844年，英国全部公共支出为699万英镑，济贫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为72．69%，到1874年，两者分别为1285万英镑、59．64%。
——据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济贫实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济贫实践的新变化，并简评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实践。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唐太宗时期,规定“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七十以上及废疾，既不任徒役”。唐太宗奖励那些孝义之家，为高龄老人配侍丁。当巡幸某地，或碰上遇甘雨、谒献陵等重要事件时，他还会赏赐弱势群体。五代以后，贞观时期开创的唐朝社会保障措施大多留存下来。
——摘编自赵克尧等《唐太宗传》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重视因躲避战争而逃难到边区的群众，还高度重视社会优抚工作，注重保障军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边区通过征收救国公粮、救国公债、寒衣募捐等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保障涉及的人群有工、农、学、兵和公务人员等各个群体。由于边区群众文化水平低，边区交通、通讯不发达，政府很重视对众多社会保障法规的宣传解释。
——摘编自任学岭《陕甘革命根据地史》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普及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得集中资源发展工业化的战略成为可能。出生婴儿死亡率从195。年的约25％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5%，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险制度仍然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有效运行，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摘编自江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社会保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太宗保障弱势群体的举措所体现的传统思想及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唐太宗时期相比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意义。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要求。
材料一：社会救济是中国古代历朝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明初设养济院收孤苦无靠者，按月发口粮。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这是正律中首次纳入社会救济保障条款。清代的法律也有关于社会救济的规定，主要有灾荒救济，高龄老人养赡，设栖流所以收养流浪贫民，孝子节妇贫苦者救济，贫穷读书人救济等。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等日益增多，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做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1834年，新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必须进“贫民习艺所”，才能得到救济，而那里的条件比最低工资收入的自由劳动者还要恶劣得多。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明清时期救济制度和英国近代济贫制度实施的共同目的，并指出其救济方式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济贫制度相比，西方现代福利制度有哪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