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时期的“人”与“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甲骨文的“7”（人）像人垂手侧面站立形，表示一个懂得鞠躬、谦逊，有修养的人；甲骨文的“呷”（民），像被用一刃刺瞎眼睛（或低眉顺目）的人，“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或在人面前恭顺），即“民”为奴隶，被认为是蒙昧无知、不曾开化，没有道德可言的群氓。
周秦以来“民”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字。“民”因其无知，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教、驯服，教化。古代将管辖一方的官员称为放牧者，“民”就如同牛羊是官员们的放牧对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已经不再是懵懂、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孙中山认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摘编自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
材料二：希腊城邦（polis）是政治（politics）的词根，公民（politest）形成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即“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妇女、侨民及奴隶，“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人是城邦权利的主体，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古希腊、罗马最初都是只有贵族才有公民权，平民经过斗争，公民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出生而可由授予获得（卡拉卡拉敕令）。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激发了欧洲城市市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市民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的公民。近代西方公民的选举权、参政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展其范围的。
——摘编自《西方“公民”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论述西方当代的选举制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先秦至晚清时期“人民”的含义的变化和西方自古以来公民政治发展变化的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人、民”的含义变化及西方公民政治发展的原因。
2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礼记·礼运篇》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的一种经典表述。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贫困者分为极贫、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
材料二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贫困救助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中意识到“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1907年，晚清政府民政部针对从前各种善堂、善局重养轻教的弊端，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1943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洪兰友参与了《社会救济法》的制定，他表示：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之责任”。晚清创办工艺局，其收养对象仍根据道德要求分别上下差等：“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造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成性，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于邪僻者为下。”民国以后，则规定“年龄在8至16周岁而贫苦无依或性行不良者”均符合入所条件。
——主要摘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贫困救助的特点并分析实行贫困救助的原因。
（2）对比材料一、二，概括近代中国贫困救助方面有哪些变化，并给予简要评价。
